前两天有个新闻，北京师范大学做了一项调查：
中国月入2千以下的有9.64亿人。
很多人质疑这个数字，那是因为很多角落我们看不见也接触不到。
文章中有个数据吸引了小鲸的注意，月收入1090元以下的6亿人中，564万人收入为零。
这些人大部分可能是农村的老人，年纪大了干不了农活了也没有养老保险，有儿有女有人给钱的还好点，没有收入就等于在等死。
其实，北上广深是幻相，三四线农村乡镇才是真相。
经济发达点的乡镇能在镇上建立养老院，把这些鳏寡孤独的老人集中供养起来。
但有一个不说出来的事实是：这些养老院，无论是高档的还是中等的还是低档的，只要进去了，大部分就是在吃喝等死。
养老院给人最初的印象：窗明几净，设备齐全，老年的健身室、棋牌室等硬件设施可谓一应俱全，护理人员也是面带微笑，精心护理着老人家。
但要深入其中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在养老院的玻璃窗外，楼道的窗都加上了护栏。
而这些目的只有一个：防止老人自杀。
老人的自杀率是很高的，而他们大部分自杀的理由都是：不愿再给儿女增加麻烦，成为废人拖累他们。
养老院一间屋子，像病床一样排序着六到七个单人床。一个柜子每人有一小溜放衣服，那空间就像工厂里工人挂工作服的小柜子。
为了打理清洗方便，这里的男男女女都被剪成了寸板头，一律套着儿童穿的那种背后系布绳子的反穿衣，在这里你几乎认不出男女来。
这就是一个老人余生全部的个人空间，没有生命的尊严也没有个人隐私。
养老院以老人的身体安全为第一要务，尽量限制老人的活动范围，也不鼓励他们能动性的表现，可以说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了。
但是这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对于老人来说真的是一种享福吗？
很多老人都是吃完了早饭等着吃午饭，吃完午饭等着吃晚饭，吃完晚饭常常会有老人感慨“一天终于又混过去了”，语气当中有些调侃，又有些无奈，好像终于完成了今天“活着”的任务。
“吃喝等死”就是最能形容他们生活状态的词语，没有新的期盼，也没有目标，浑浑噩噩，过一天是一天。
在养老院中，代理子女履行孝道、照顾老人的是一线的养老护理员，社会学家蓝佩嘉称之为“孝道的市场转包”。
在中国的养老院中，这些护理员大多数都是来自农村的中老年女性和城市里的下岗女工，我们平时都笼统地把她们称为“阿姨”。
同样是被叫做“阿姨”的照顾工作者，养老护理员的待遇比月嫂、育儿嫂要低得多，三四线乡镇养老护理员的月收入还不到三千块。
没有高工资，谁愿干又脏又累风险又高的活呢？
大部分养老院通常一个房间有两个倒班的护理员值班，面对这么多老人需要照顾，两个护理员怎么会有好的心情和好脾气呢，因此国内护工打老人的新闻层出不穷。
不光国内面临护工人员人数太少需求量大这种问题，疫情期间加拿大的养老机构也成为加拿大疫情的重灾区。
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的一家养老机构就曝出了惨绝人寰的新闻，疑因担忧感染新冠肺炎，养老院的护工纷纷逃跑。
结果导致了居住在这里的老人们无人照料，多达31人无法进食满身秽物在几周时间内相继离世，根据尸检结果显示，其中5人死于病毒感染。
雇佣关系薄弱，护工权益和生活得不到保证，倒霉的最终还是这些老人。
天伦之乐，现在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奢侈品。
社会变革带来的家庭结构之调整，生存压力倒逼的中年危机之焦灼，正让老龄化中国哀伤不断，悲剧不止。
中国的老人们均有一种传统的思想，那就是“养儿防老”，所以大多数心里都极为苦闷。
因为现在年轻人或中年人为了生存为了生活，已经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和耐心放在照顾老人身上。
而远离了家人的老人，极大多数没有自己的爱好，精神上的孤寂和心灵的干枯没有人慰藉，他们连与人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他们的眼光都是呆滞的，看了一些老人的照片就想到了自己将来老的时候，特别辛酸。
作家戈舟在《我在这世上太孤独——空巢老人调查》一文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对老夫妇是省城电子研究所的研究员，家境优渥良好，两个儿子优秀：一个毕业于北大，一个毕业于人大。
两个儿子定居北京后，努力打拼，成家生子，都买了150平米的房子。
功德圆满的老夫妇，身体好时也曾结伴出行，周游世界。
但当疾病突然来访，老头儿住进医院治疗，老太太累倒后被邻居发现才捡回一条命。
此后，衰老和病患终日相伴，脸面和尊严荡然不存。
儿子们除了请假回来照顾几天，很快就迫于工作和生计压力，杀回北京。病床上的老两口，只能相互打气，彼此搀扶。
出院后，儿子们谁也不主动提出“到我家来住”。内心骄傲的老夫妇，也不愿过度打扰孩子们的正常生活和私人空间。
他们花钱雇佣保姆，接二连三雇佣了好几个，发现职业精神匮乏的服务行业，很多保姆根本配不上那动辄大几千的工资。
对疾病和死亡的恐惧，最终让他们选择了养老院，并最后一次立下夫妻之约：如果一个人先走，另一个人一定想尽办法紧随其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