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要：
1、深圳直辖并不利于大湾区的区域整合。直辖同样不是青岛、大连的当务之急，而喀什直辖听起来合理，但也起不到稳疆固边的作用。
2、当下主要应该考虑中心城市与周边的协作互补，推动城市群、城市带的发展战略。而不是人为增加行政区划阻隔，无端增加成本、制造损耗。
3、同时，我国主要省级行政区划自清代延续至今，存在管理不便、部分中心城市辐射力不足的情况，因此可以借鉴广东析出海南、四川析出重庆的案例，对省级行政区划设置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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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网上发布关于“支持深圳、青岛、大连、喀什升格为直辖市”，引发热议。
一、为什么这四城不能直辖？
作为四大一线城市，40岁深圳直辖的传闻没有35年也至少有30年了，虽然作为一座“北方移民城市”，和广东、省城广 州的关系一直微妙； 但要在本来要推动密切合作，共建大湾区的珠三角，再挖出一个独立省级行政区划。这不是对区域整合的背其道而行之吗？
至于也嘟囔了多年“直辖梦”的青岛、大连，前些年的确风头很劲，但2019年的城市GDP排行已经分别掉落到第14、28位。
青岛正在被长沙、泉州追赶，大连已经被常州、徐州反超。这两座城市的当务之急不是直辖自治，而是在区域合作中重塑经济发展增长点与新动能。搞直辖同样是背道而驰。
至于喀什市（县级），2019年的GDP大约是170亿，相当于东莞的弱等镇。整个460万人口的喀什地区，GDP是1048亿。
从有利于长治久安、提升公共服务的角度，调整和提升南疆行政区划级别未尝不可。
但不要忘了，广袤的南疆可不止喀什一个地方，至少还有和田、阿克苏、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以及兵团的阿拉尔市、图木舒克市、昆玉市等若干单位，这还没算东南巴州的且末、若羌两县。
喀什直辖自个过了，那剩下的广大部分归谁管理？还是上千公里外的乌鲁木齐？升级了的喀什不管？这不又是一个“黑虎掏心”的损招？
因此，随意建议“升格直辖市”，非但不能、而且还严重损害了“充分发挥优势地区增长极、稳疆固边、带动区域发展的作用”。
说白了，这只是一篇水平一般的社科文章，大致相当于高中到大学本科低年级人文学科热爱推想的学生纸上划划，或者写文章凑数的需求。
后续该论文作者回应，只不过阴差阳错发到了《中国科学院院刊》上，被误解为国家级智库的思想罢了。建议该刊对涉及战略与决策的重大议题研究，加强同行评议和专家研究，制造这种误会不太妥当。
二、真正的地域发展方案并非直辖
总而言之，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应当列在首位考虑的是 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经济的辐射作用，推动城市群、城市带发展战略。
全国9个国家中心城市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示意，而不是人为增加行政区划阻隔，无端增加成本、制造损耗。
孤零零的一个直辖市割出去，一个辐射区都不设，完全有悖于产业布局常识.
同时，这也并不意味着行政区划设置没有改革、改善、改进的空间。
行政区划是国之大事，设置得是否科学合理，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前途乃至长治久安。
但行政区划的划分与调整，却是一个涵盖了管理、经济、地理、人文等诸要素的综合考虑，可不是地图上随意划划改改的结果。
三、中国传统行政区划有哪些利弊？
事实上，中国现行的行政 区划 基本上还在 沿用元明清时 代的划 分。 历代虽稍有变动，但基本格局不变。
秦代划分36郡。汉代划分13州，唐代分10道，宋代一级行政区划仍称之为“道”。省用于行政区划之名，起源于元朝的10个行省。
明朝改为两京（北京南京）和13个承宣布政使司，俗称13省，为南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福建。
清朝入关后的改变，只是分湖广为湖南、湖北，分南直隶/江南为江苏、安徽，分陕西为陕西、甘肃，汉地被析为十八省。
在边疆，清朝施行将军辖区、办事大臣辖区，连同内地18省，全国共为26个政区。
1884年置新疆省，1887年建台湾省，1907年改奉天、吉林、黑龙江三个将军辖区为省，为现代中国的政区划分奠定了基础。
排除民国时期的混乱分析，从1949年到1979年，真正的稳定变化只有从河北划出北京、天津二个直辖市，从江苏划出了上海直辖市，显示了近现代中国城市布局的巨大变化。另外从甘肃又划出了宁夏。
但是，封建王朝划分行政区划，只考虑如何有利于当时的封建统治，而是否有利于地方建设和经济发展，根本不在考虑之列，所以划成了许多不合理的区划。
最显著的莫过于陕西。众所周知，秦岭淮河是我国南部北部的天然分界线，在这条分界线南北，生产和生活都有很大的差异。
为了防止面积广阔、地势闭塞的四川出现地方割据势力和倾向，从元开始，才将秦岭以南的汉中、安康，从四川划归陕西管辖。
从而形成了七百年来这样一个地跨秦岭南北、交通极为不便的不合理行政区划。事实上，汉中、安康在语言、文化上依然深受四川影响。
再如，江苏、安徽二省都是既跨长江南北，又跨淮河南北的跨自然、经济和文化区划，
起源是明太祖朱元璋。他以建都南京和家乡凤阳这两个点为中心，划了周围很大一个区域，称为“直隶”。朱棣迁都北京，才改称“南直隶”，区划不变。
沿袭到清朝，起初只是将名称改为“江南省”。直到康熙初年，才觉得这个省太大，要把它一分为二。
又因如果分成南北二省，则贫富过于悬殊，所以就分为东西二省，东称江苏（江宁+苏州），西称安徽（安庆+徽州）。
这样划分下来，便形成了二省都有江南、江北、淮北三个不同经济文化地域的格局。
历史上沿袭至今的行政区划，主要特点可归结以下两点：
（自然地理的）山川形便，（中央干预的）犬牙交错。
古代交通不发达，人们生活在固定块状的地域里，以山川河流为界。所以各省界限弯弯曲曲，以自然地理特征线，渐渐地形成省界。
这样划分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大江大河阻隔下会形成不同的地域、经济、文化。利于经济发展。比如陕西与山西以黄河为界，山西与河北以太行山为界。
有时人为划分也会采用这种原则，比如四川与西藏以金沙江（长江上游）为界。
但这样会有一个隐患，就是会形成以险割据。
各朝代的中央政府为了限制各地方割据，所以在行政区划分时就采用地域制衡原则。历史上四川与陕西的行政区划调整便是如此。
另外，清朝边疆地区人口稀少，边界划分一般较为随意，而且面积巨大，这是符合当时经济社会条件的。
但在今天却造成了许多不便，除新疆面积广大之外，还有内蒙古的两端相距超过3000公里，西北的额济纳旗、东北角的根河、呼伦贝尔、满洲里，距离首府呼和浩特直线距离都有约1000公里之遥，实际公路距离更加遥远。
上世纪70年代，为便于统一管理、加强战备，就曾将这些地区军政事务分别转划给黑龙江、吉林、辽宁、甘肃管辖。
又例如世界屋脊的屋脊——西藏阿里，无论名义还是行政区划都是西藏自治区的一部分，但由于补给便利，从1950年解放军进藏进军开始，就一直是新疆军区的负责范围。70年代行政管理也一度全归新疆负责，阿里与南疆联系紧密。
而随着现代社会人口增加，许多内地省份人口超过6000万，乃至超过1亿。
比如超过6000万的安徽、湖南、河北、江苏。
曾经、已经和即将过亿的四川、河南、山东、广东。
在这样的超级省份，往往分别出现了中心城市辐射力不足、辐射带动范围有限，或者中心城市一家独大、省内二线城市带动力不足等不合理现象。
这说明这种区划状况已经落后于经济发展，不利于发挥中心城市合理的辐射力，有必要予以改变。
四、从“XX直辖”到“重新划省”
近40年来，省级行政区划主要的改变只有2例：
1988年从超级大省广东分析出海南 （50年代还将钦州、廉州、北海转至广西，使得广西拥有了出海口和海岸线）。
1997年从超级大省四川分析出重庆 （重庆不只是重庆市直辖，实质就是三峡省，包括了重庆、涪陵、万县、黔江四个川东、川东南地区，但减少了省会（重庆主城区）一级设置）。
海南、重庆的设立都是成功的，在远离超级大省省会中心城市的地域，创造了新的中心城市辐射群，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为此，不少人都在思考和建议行政区划调整，有的考虑“XX直辖”，有的则考虑“重新划省”。
文章已经说过，前者是人为增加了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力的行政阻隔，是臭棋败招。
而后者在某些局部区域，的确有可行性。
其中一个代表性方案，就是谭其骧老先生80年代提出的“50省方案”。
谭其骧先生是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中国历史地图集》总主编。对中国历代疆域、政区、地理和文化区域做了大量研究。
但是，也需要指出，谭老先生的方案着重考虑了历史、地形、文化、方言等传承因素，对现实经过近现代乃至建国后、改革开放塑造的现代经济布局与城市等级的巨大变迁有些视而不见。
而且不少地方是“为分而分”，缺乏必要性、紧迫性，甚至会造成不必要的内耗。
在21世纪，调整一些700年历史积累下来到今天，已经不适应于现代生产力、城市布局的行政区划；通盘考虑适应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行政管理、国境治理的新行政区划，确实可以纳入国家议事日程。
但是，切记这可不是拍脑门就能蹦出来的！
（信息来源：互联网，作者：唐驳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