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临床检查（简称医检）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笔者欲从医检契入，以中澳之间的对比，朝向更宽阔的视野，来谈谈我们对医检、医疗、和医药的看法与态度。
关于中国医检的准确度，没有听到过媒体和民众有何评判，而澳洲的一家著名广播电台曾结合业界的讨论评价澳洲医检的准确度为60%。这看似有些偏低，但仔细分析起来，这个评价还是比较谨慎和客观的。首先，澳洲医生对医检的依赖程度最多只有60％而已，因为他们毫不掩饰现代医检手段不足以全面揭示疾病的细节和个体之间的差异。其次，澳洲医生从病人就医起就帮助他们认识病人自己在疾病的诊治中负有一小半的责任，治病是一个医患双方共同努力的过程。这并不是一个理论上的一般性宣传。医生会努力向病人及其家属说明病人须要努力配合医疗及其预后坚持保健的一系列具体内容，并会在复诊中认真检查。换句话说，如果医生对治病负有60％的责任，那末病人及其家属要负但约40％的责任。在澳洲，由于医院是由政府注资而且医院本身不经营药品，澳洲的医院和医生不会从医检和药物中获得任何经济好处。澳洲的医院没有足够的资源让每一个病人都做尽可能多的医检，而只是对症做有限的但必要的医检。医生会对病情的变化和个体间的差异做具体分析并进行跟踪治疗，这样客观上更符合治病的需要。
相比之下，中国的医院是企业化和自负盈亏的。医院方面收了钱，就倾向于把治病完全当作了自己的责任。病人方面一旦交完钱，也就把自己完全交给医生，对自身的责任和主动配合的必要性缺乏足够认识。这样一来，医检的结果就被双方当作了“医患契约”的首要依据，而医生为了减少责任也就逐渐产生对医检结果的过分依赖。在所有这些之上，由于医院的企业化和医药一家，院方鼓励医生的个人“创益”，甚至将其作为评比和发奖金的指标。于是呼，医检的“全面”和“细致”也就有增无减，滥用药物的趋势也就应运而生了。
逢病就做既“全面”又“细致”的医检真的具有更高的准确性，更有助于治病吗？这就要从医检的目的是什么、对医检如何执行、和医检结果如何使用来说了。澳洲人一般不会平白无故地去做全面的体检。只有很少数既有钱又胆小怕病的人才会经常去做全检。医院和医生不鼓励做过多和过频繁的体检，而且还有控制医检的相应规定。比如全面的验血检查，最多一年半做一次（特殊病情例外）。然而在中国，情况就两样了：一定级别以上的干部和知识份子可以享受定期和全面的体检；就医的病人会面临与疾病无关紧要的检查；由于每个医院有各自的医检体系，医检结果不能通用，跨院就医必须重复检查；最特别的一条是，只要病人交钱，他想做多少检查都可以。中国的卫生和医疗资源本来是相对贫乏的，但是由于对医检的放纵，这方面的浪费十分惊人。
总之，澳洲的医检是根据对症治疗的原则，突出主要矛盾，着眼于诊治现行病患 。这也有可能会错过发现和诊治病人其他隐藏疾病的最好机会。只是澳洲的公立医院没有诊治公民隐藏病患的责任。而私立医院也是在公民有特别要求并付费的前提下才会做全面的医检，这相当于既有钱又怕生病的人可能得到更多的医疗保护。然而，澳洲政府也会经常拨款开展特别项目的全国普查。比如妇女乳腺癌和宫颈癌、60岁以上人士的直肠癌普查等。政府还不定期地推行个别项目的免费医保，比如对乳腺癌的诊断和手术。该项目在推行时甚至连逾期居留的外国人士都包括在内。
澳洲的主流生活方式在卫生保健上是依靠自己而非依靠医院。主流社会的精英和富裕阶层更多拜访的是健身房而不是医院。据一个华裔医生告诉笔者，不发达国家移民包括中国移民在内，会在公费的前提下提出更多的医检要求。笔者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他们比较不自信，又想充分利用政府提供的免费资源。但他们过多依靠医疗的态度并未有效提高自身的健康。倒是他们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因为融入主流社会，接受了在健康保健上独立自主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从而也加入了“缺医少药”的健康人队伍。
进入21世纪来，国际医疗卫生行业出现一种自省运动，即更充分地去认识个人努力在卫生保健中的作用，并揭示传统医疗概念中的一些偏见。比如对癌症的认识，对营养免疫学的认识，对药物作用的认识等等。一些人甚至还提出了“癌症不是病”、“医和药都是双刃剑”、”从医院到死亡”等比较激烈的说法。笔者对这一动态的看法是：在撇开其偏激因素的同时，我们须要颠覆那种过份依靠医药的生活态度。
人类在进化的同时也丧失了在野生条件下的一些生存能力。一旦遇到极端化的条件，人的生命就变得十分脆弱。但是，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人类的总体生存能力却是很高的。经过后天的定向锻炼甚至是短期的自我启动，人类都可以把生存能力发掘得更高。比如中国清代有活过250岁的中医先生；印度的瑜伽练家子可以在断氧条件下挺过45分钟；癌症晚期病人在骑车周游募捐的行动中奇迹般痊愈；骨盆和腿骨摔坏的人竟能爬过海滩和峭壁获得自救等等。这些事实说明，人类对自身的体质还存在许多须要重新认识并加以充分调动的地方。
笔者认为，人的体质有表现体质和潜在体质两个部分。长期合理的生活习惯与自我锻炼和调理可以把表现体质提得很高。而潜在体质包含更复杂的因素，比如肌肉和器官的最大能动力与耐受力、脑腺体的分泌能力、和精神的自我启动能力等。其中精神的自我启动能力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一个充分自信、乐观、大胆、和开放的精神状态，在一般条件下有助于体质的增强；而在极端条件下有助于自我启动脑腺体的强化分泌甚至调整新陈代谢的速度。在动物实验中，受过惊吓刺激的老鼠当遇到更强大的同类刺激时可以被吓死。而比较痴呆的动物更耐惊吓、饥饿、和干渴。在人类的经验中，精神紧张心理烦躁的人在逆境下死得更快，而与世无争的人却可以活得很长久。这似乎是说远了，其实也可归结为“主观能动性”。它不仅是一个哲学概念，更是一个卫生和医学概念。本世纪人类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要在生理和心理上回归自然：即更少地依赖身体外在的医药条件；更多地调动身体内在的能动因素。只有这样，才能抓住强身健体的本质，而不会把数百万年进化赋予人类的强健体质在几千年后甚至几百年后给摧残殆尽。
回到医检的问题上来，目前中国的医检是倾向于找出所有的毛病，比如一定级别以上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定期全检，就唯恐有什么毛病没有被查出来。这对于他们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是有好处的。可惜的是，国家的财力还不能让大多数民众享受如此待遇。对于享受如此待遇的人来说，笔者在国内看到的情况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是从这种全检中获益，而是获得了不必要的担忧和过量的医药处理。这一认识来自于笔者在过去十五年中对国内医院及大学医科所做过的十余次的访问和交流。为了说得形象些，下面来举几个例子。
有一个晚年丧夫寡居的妇女因为悲痛和哭泣造成视觉下降。初次医检时就做了好多项目，结果是说是黄斑病变加青光眼。到更大医院检查时，除了重做已做过的检查，还加做了更多项目，结果说是视网膜已经开始脱落。前后检查费用已愈千元，而买药还要花一大笔钱。其中一种进口药70多元一粒，第一个疗程就要吃两个星期。笔者得到一个机会，于是在病人买药之前给她建出见议：劝她先不要吃那末多药，而是要多走走亲戚，把买贵重药品的钱省下来多出门去旅游。病人接受了我的建议，两年以后，我得知她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眼睛的视力也并没有出现进一步恶化的征兆。我在澳洲从事医科研究多年，并从澳洲的医患关系中认识到，许多病人自己肩负着抵抗病魔的重要责任。澳洲的医院不会把病人的这种责任“抢过来”，而中国的医院却非要“抢过来”不可，因为中国的医院是靠病人的“刷卡”而生存的。中国从医学教育开始，就不够重视病人自己在对抗疾病中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作用甚至是主导性的。
有一个退休教授，在一次定期全检时查出血清PSA值较高。医生于是向他提出防止前列腺癌的问题。这下把他吓坏了，连续又做了一些检查，以便排除已患癌症的担忧。从那以后，他把自己当作前列腺癌病人来看待，吃了许多降低PSA的药。而该数值一有波动，他就会忧心重重。笔者知道这一情况后，到治疗前列腺癌比较好的悉尼圣乔治医院肿瘤中心找专科医生做了咨询。从咨询中得知，高龄男士的PAS值较高是普遍现象，不是病。良性的前列腺肥大也会提升血清PSA值。在组织活检中发现癌变细胞后也不必紧张，不到一定阶段不须做抗癌治疗，因为抗癌治疗反而会使病人降低免疫力，并容易诱发综合症。另外，不是所有前列腺癌都会导致癌转移，许多病人带病生存，最后活到很大年纪。而这部分病人如果做抗癌治疗则多半会折寿，而且会活得很痛苦。这里要插一句，笔者的一个兄长因为做前列腺癌抗癌治疗而引起静脉血管栓塞等综合症，最后因为不能进食而衰竭死亡。当笔者把这些信息转告给那个退休教授后，他再没有那末紧张了。一两年下来，他的PSA值也并没有一再升高。这虽和他吃药有关，但并不能证明他不吃药就一定会升高。由于他的组织活检并没有发现癌变细胞，过早吃药或吃药过多反而会钝化身体对血清PSA的自我调节，对今后的医检容易造成干扰。而药物的不良副作用，则是另一方面的问题，其不但减弱体质，也降低生活素质。
下面谈谈对医检的执行和结果的使用情况，中澳两国之间也很不同。澳洲的许多医检项目是由院外的独立机构来作的。政府对医检机构有一定的补贴，有的达到项目收费额的一半甚至更多。因此政府对医检的管理也很严格，每年都有质量检查和抽查。其结果会在医疗系统通报。一旦发现有送检单位拿回扣的，对相关医检机构会立即吊销执照，并进行查处和整顿。有因此而面临破产的医检机构。医检机构一般是私有的和企业化的。它们之间的竞争不是通过价格，而是通过质量，通过提高声誉，也就是最终落实到收检数量来进行的。另外，医检事故是由法制系统来仲裁。医院只充当证人，而不是当事人。这方面的刑事责任和经济惩罚都是很严重的。因此，医检机构都花费大量资源来确保职员的培训、仪器的质量和维护、并对检验数据长期保留，作为业务分析和培训的资料。
相比在中国，医检基本上是在就医的单位进行的。医院的临床检验部门对效率有要求，因为各种医检项目每天都是满负荷运转，病人须排队等待检查。但对医检人员的培训、仪器维护与更新、和医检的总体质量方面，压力就没有那末大了。对于医检中的差错，一般也是在内部消化。出现重大事故时，能推到病人身上的尽量推到病人身上，反正重大治疗手段都是须要病人或家属签字的。问题是在许多情况下，事故责任不能一下子分清楚。例如最近发生的产妇死在产床上的事件，家属和其支持者认为是院方责任，并持续闹事。而院方也不够理直气壮，医生和护士因怕挨打都走得光光，院方想讲道理也感觉为时已晚。笔者的看法是，国内在医患关系的问题上，对双方都需要加强教育。医生不应该，客观上也不能够，担负治好病的所有责任。病人延误就医的责任必须事先说清楚，就医后的自觉保健配合也是治好病的重要条件。在上述事件中，院方未能事先检查出孕妇有羊水进入血液循环的情况，也没有对病人和家属说清楚这种可能情况的高度危险性。院方和家属也未就这一可能性达成相关协议。在这种情况下，即便院方不能对羊水已经进入血液循环负责任，也难以一下子向病人家属和社会说明责任的归属。
事实说明，全面而一般化的医检代替不了对医患双方的教育，更代替不了高质量的对症检查。国内须要在普通教育和医学教育中提高全民自我保健的知识，那种因为无知而延误病情的情况不应该再有高发率了。因为无钱而延误病情也是很普遍的，但这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只有当民众充分认识到自己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所担负的责任，国家整体的医疗水平才有可能得到提高，医患矛盾也才有可能得到改善。
当然，国家加大对卫生医疗的投入，深入推进医疗改革，健全医保制度，推进医疗资源分配的公正化合理化等等都是提高医疗水平和解决医患关系的重要基础。笔者在本文强调的是卫生和保健的教育问题，特别是民众要提高自我保健的意识，建立靠医生不如靠自己的思想观念，把健康从小抓在自己的手里，而不是让别人来折腾。
在本文所作中澳之间的比较中，因为国情的不同，笔者不鼓励读者去划分先进和落后，但鼓励读者去体会如何才能更好地达到健康保健和有病能治的目的。
（本文作者：蒋行迈 医学博士，爱好文学诗词，现为悉尼诗词协会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