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与亚洲》（Anxious Nation: Australia and The Rise of Asia 1850-1939，张勇先 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是一本介绍1850年至1939年间澳大利亚与亚洲，尤其是东南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往来的专著，既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学术性著作，又是一部生动有趣的历史文化读物。该书曾经获得2001年的 Ernest Scott最佳澳大利亚/新西兰历史著作奖(the2001 Ernest Scott prize for the best history Australia or New Zealand)，这是对本书的极大肯定。最让人惊叹的是，本书17章二十多万字的内容引证丰富，竟有多达1116条脚注和近千本考书目，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以及认真细致的学术态度，都是值得中国学者学习和借鉴的。
作者大卫·沃克( David Walker）早年毕业于阿德莱德大学，后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曾长期执教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20世纪90年代后期，沃克教授在美国华盛顿乔治敦大学任教，同时兼任美国乔治敦大学“澳大利亚研究首席教授”。他长期致力于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的文化交流研究，2001年，被选举为澳大利亚会科学院院士，随后又当选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2006年，大卫·沃克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
作为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澳大利亚文化历史研究的一流学者，他的著述包括几十篇匿名评审的论文，共撰写、编辑出版了八部重要的有关澳大利亚社会、文化、历史以及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的著作。
《澳大利亚与亚洲》涉及到19世纪后半叶与20世纪前半叶的亚洲历史和世界历史，尤其是1850年—1939年期间，正是“白澳政策”和“黄祸论”甚嚣尘上的时期，此书自然离不开这两个敏感话题。
1.白澳政策。
“白澳政策”( White Australia Policy)是澳大利亚种族主义政策的通称，其主目的在于限制亚洲移民，尤其是来自中国的移民。“白澳政策”大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国和澳大利亚于1972年建立外交关系。1974澳大利亚颁布实施《澳大利亚公民法》，事实上宣告了“白澳政策”终结。
19世纪50年代的澳大利亚分为五个相对独立的殖民地，这期间，英国开始停止向澳大利亚遣送囚犯，而在澳大利亚沿海地区，面达几万英亩的肥沃土地在这期间被有权有势的人无偿占有，种族问题和贫富差别使19世纪中后期的澳大利亚社会动荡不安，罗宾汉式的劫济贫武装抢劫组织—一内德·凯利帮( Ned Kelly)就出现在这一时期。
紧随美国加利福尼亚“旧金山”的淘金热，人们在澳大利亚又现了“新金山”。仅1852年一年，就有九万五千多名世界各地的淘金来到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淘金。澳大利亚“新金山”连续二十余年吸引着各种文化背景的淘金者。淘金者中最显眼的是来自亚洲的黄皮肤中国人，在“淘金热”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中国人被认为会给澳大利亚社会带来危害的“劣等人”和“野蛮人”。“疾病”、“赌博”、“吸毒”、“嫖娼”、“狡诈”、“肮脏”等罪名成了“华人”的同义词，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同时也成了排斥华人、推行“白澳政策”的起因和借口。“白澳政策”虽然并非单独针对华人，但它的形成却与华人紧密关，而那时的澳大利亚对日本和印度有不同的看法。今后澳大利亚如何看待中国、日本和印度将取决于多种因素，这其中不仅包括各国综合国力的变化，还包括澳大利亚社会对各国移民和大批留学生的接受程度。
1855年，维多利亚州通过了第一个排华法案，规定赴澳轮船每载重10吨限载一名中国人，而且入境还要交人头税。此后其他州相继效仿，还先后召开过三次反对有色人种移民澳大利亚的大洋洲洲际会议，并将中国人入澳的船载量由10吨载1人增至500吨载1人。在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之前，各殖民地都实行过各种各样的限制华人入境的政策。
加大实行“白澳政策”力度的鼓噪在1901年达到了高潮。这一年的英联邦会议有这样的记录:“为了保证澳洲不受低等人种的污染和劣化，我们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会议中提到的“低等人种”包括澳大利亚土著人和华人。根据同年澳大利亚联邦议会通过的《移民限制法》，澳大利亚移民部门制定了针对华人和亚洲有色人种的“语言测试”。规定要求，人境澳大利亚必须能听写一段50字的任何欧洲文字才有希望获得入境签证。1905年，该测试又改为“可用任何一种语言”，但本质上离不开“限制”。康有为当年申请去澳大利亚就是一个例证，在得知康有为懂英语而不懂西班牙语时，移民官员偏偏将一份西班牙语试卷摆在了康的面前。
当年的澳大利亚政府制定“白澳政策”的理论依据是：亚洲到澳洲的距离较近，而这两个地域的人口比例悬殊。在人口拥挤的压力下，亚洲人口自然会流向地广人稀的澳洲。而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涌入会大幅度降低澳大利亚白人工人的工资标准，因此，澳大利亚白人的生活水平也会因此下降，最终，亚洲的黄种人会“吞没”欧洲裔白种人。后来，澳大利亚出现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一部分人关心的是澳大利亚是否应该继续效忠大英帝国和英国女王，而另一部分人的观点是澳大利亚应该远离英国、建立独立的共和国。这期间，“白澳政策”一直是双方论战的焦点。即使在目前，“白澳政策”这一概念仍然是讨论澳大利亚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严肃话题。对中国人来说，它使人敏感想到的是华人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在澳大利亚受到的敌视和不公正待遇。“白澳政策”带有很不光彩的背景。
我们不能不说，《澳大利亚与亚洲》具有现实意义，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看到了过去，认识到了现在，同时对未来也具有借鉴作用。
2.“黄祸论”
在《澳大利亚与亚洲》一书中，作者没有回避历史，直面描述了那个年月“黄祸论”在澳大利亚的影响。在书中，读者会了解到根深蒂固的“黄祸论”给中国人以及亚洲人的伤害。
19世纪初叶，欧洲的一些学者将成吉思汗蒙古大军的西征称为“中世纪最大的黄祸”。在鸦片战争之前，“黄祸”这个词语并没有对中国的形象造成多大危害。当时与“黄祸对应的英文词汇主要是“黄色恐怖”( Yellow Terror)和“黄色危险”( Yellow Danger)等。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德文和英文的“黄祸” YellowPeril)一词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 WilhelmⅡ，1859年—1941年)的发明(1895年9月)。其中的“黄色”指蒙古人种的肤色，而英文peril的本义是“迫在眉睫的严重危险或威胁”，20世纪，流传在欧美非主媒体中的英文 Yellow Peril一词常被用来指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日本人。
起源于19世纪后期的“黄祸论”最初主要针对中国。据考证，最初提出这一谬论的是俄国人巴古宁(1814年—1876年)。在1873年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他认为中国的巨大人口“不可避免地威胁着我们的危险，轻视中国人是错误的，中国人是可怕的”，中国就是“来自东方的巨大危险”。那些年,“黄祸论”在西方大为盛行，推波助澜者中不乏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如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等。前者是把中国人污蔑为“黄祸”的第一人。
在“黄祸论”的影响下，美国在1882年和1884年通过了《排华法案》( 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882)；加拿大、美国、荷兰等国还颁布了禁止白人与华人通婚的法律。直到1967年美国才宣布这种法律违反宪法。而澳大利亚于1901年出台的《移民限制法》( 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以及1905年的《移民限制补充法》一直延续到1973年才寿终正寝。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主要欧美国家及其殖民地都有类似的“限制移民法案”，这些法案均与“黄祸论”紧密相连。那时出国的华工大受排挤，倍受侮辱。西方表现出的不仅是对华工愿意接受比欧洲工人更低的劳动报酬的憎恨，还有对中国男性移民会与白种妇女结婚而繁衍后代的恐惧。
这些憎恨和恐惧甚至还成了当时很多欧美小说、戏剧、诗歌的主题。英国作家希尔(M.P. Shiel)于1898年出版了短篇系列故事《黄色危险》（Yellow Danger)，再版时，书名改为《黄祸》( Yellow peril)。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被称为“美国无产阶级文学之父”的作家杰克·伦敦( Jack London，1876年-1916年)，其有《马丁·伊登》《野性的呼唤》、《海狼》、《白牙》等名著留于后世，居然也为赚钱贏利写过名为《黄祸》的文章，出版过污蔑中国人的小说《空前的入侵》( 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空前的入侵》于1904年出版，虚构了一个将在七十年后(1976年)发生的、中国侵略、霸占世界而最终被彻底消灭的耸人听闻的荒诞故事。在美国，宗教卫士卢珀特(G.G. Rupert)于1911年出版的《黄祸：即东方与西方的对峙》也是一部“黄祸”题材的作品，其危害程度更大于《空前的入侵》。而像中国人熟悉的马克·吐温(1835年—1910年)这样的文学大师竟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了对“中国人”的非议之中。应该说，那时的“黄祸”题材小说、诗歌、报刊文章、漫画以及广播小说市场巨大，以营利为目的而创作的此类作品大行其道。这种情况不但英国、美国有，德国、瑞典也有，澳大利亚也不例外。
在去世后得到“国葬”待遇的澳大利亚19世纪的伟大现实主义小说家和诗人亨利·劳森( Henry Lawson，1867年一1922年)也未能摆脱“黄祸论”阴霾的浸染，这位最能代表“澳大利亚的真正声音”人民诗人”给后世留下了名为《可笑》的诗歌(“To Be amused”，1906)。作者在这首诗中表达的是他对中国移民的愤懑情绪和他对澳大利亚的“爱国主义”情怀。他以这样的诗句结束那令人哭笑不得的《可笑》:“为使这方土地干净纯洁，为使这个国家力量强大，请把世界上白人全都召唤来!”语言对精神的作用具有持久性，这种至今阴魂未散的可笑“召唤”确实令人深思。
20世纪中期的畅销小说《1984》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 Orwel,1903年-1950年)于1948年完成的作品。该书出版于1949年，问世不久即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作品中首次出现的“老大”(Big Brother)、“新语言”( Newspeak)和“冷战”( Cold war)等词汇给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但“黄种人”( Yellow Men)和“蒙古人种的脸”（Mongolian faces)的出现对中国人来说却更是无法释然。了解那段历史的人自然会很敏感，使人感到惊骇的是作者的想象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黄祸”的声音居然还在这位作家的脑海中回响，此情此景，令人忐忑不安、浮想联翩。
用艺术手法捏造的“黄祸”形象代表人物非“傅满洲博士”莫属。“傅满洲”是英国作家罗默（Sax Rohmer，1883-1959年）小说中的“反面人物”。小说问世不久，代表“黄祸”形象的、虚构的“傅满洲博士”即被移植到电影、广播、报纸以及漫画等各种媒介中。从罗默的第一部小说《傅满洲博士之谜》(1913年)的出版发行至今，经过了大约一百年的时间，“傅满洲博士”的形象在西方几乎妇孺皆知，成了“东方的邪恶天才罪犯”的同义词。
从1913年到1959年，罗默一共写过以“傅满洲博士”为主要“反面人物”的《狡诈的傅满洲博士》、《傅满洲归来》、《傅满洲的手》、《傅满洲的面具》、《傅满洲的踪迹》、《傅满洲的头脑》和《傅满洲的暴怒》等十三部长篇小说、三部短篇小说和一部中篇小说，在西方大众文化中，傅满洲博士”( Dr Fu manchu亦译为“傅满楚博士”或“傅满洲医生”)是“黄祸”的形象代表。
Manchu是个英文单词，意思是“满族人”,实际清朝统治阶层的代名词。“Manchu”一词代表着一些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本土的那些所谓的“满大人”。此外，英文的 Doctor既可理解为医，也可理解为博士。在罗默小说中，“傅满洲”曾发明了“长生不老”药，同时又知识渊博、聪明绝顶，所以译为“医生”或“博士都不为错。
在《阴险的傅满洲博士》一书中，罗默是这样描述的：傅满洲“瘦高个儿，耸肩，像猫一样地不声不响，他行踪诡秘，长着莎士比亚式的眉毛，撒旦的面孔，秃脑袋，细长眼里闪着绿光。他集所有东方人的阴谋诡计于一身，并且能将阴谋诡计运用发挥得炉火纯青。他可以调动一个富有的政府所能调动的一切资源，同时又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这就是“傅满洲博士”，一个“黄祸”的形象代表。
罗默的小说曾被翻译成十多种欧洲语言。自1929年起，好莱坞共拍摄了14部关于傅满洲题材的电影，使得“傅满洲”的传播面更加广泛。最后一部《傅满洲的奸计》( The Fiendish Plot ofd: Fu Manch)于1980年问世。该片曾激起美国华人世界的强烈抗议。
虽然“黄祸”和“傅满洲博士”并非存在于西方主流文化之中，但时至今日，某些拾人牙慧者还是乐于把中国人跟那些陈词滥调扯在一起。在2003年的美国NBA篮球赛事的报道中，奥尼尔曾被冠以“傅”的称呼，而姚明则被称为“残忍的”“蒙古人”；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媒体指责墨尔本市政府投巨资建成的现代雕塑(弯曲金属板块拼接而成的黄颜色抽象雕塑)，媒体在报道中给该雕塑取绰号为“黄祸”，因而受到了民众的批评。英国BBC出品的情景戏剧《傻瓜和马》的第二部第5集虽没有污蔑片中中国餐馆主人的意思，但片名还是用了“黄祸”一词。
根据《澳大利亚与亚洲》作者的观点，“黄祸入侵威胁论”只是大英帝国用来控制澳大利亚的借口而已。作者像侦探一样,挖掘、展示、梳理、分析了19世纪澳大利亚对亚洲的看法：因为亚洲人口众多，储存着巨大的能量，所以亚洲就会吞并世界上人口稀少的地方。邪恶的东方智能正在耐心地密谋，企图控制世界，虚构人物“傅满洲博士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那时，很多人说，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亚洲人聪是“邪恶的天才”；但同时，中国人又被描写为疾病缠身、没有道德、讲迷信、没有规矩的人。
那么，为什么把中国人当作攻击的目标呢?作者披露了统治者给的理由：因为在澳大利亚的中国人太多了，而且来得还很早。事情就是如此简单。在19世纪30年代就有昆士兰的大牧场主雇佣中国劳工的记录。后来在一些金矿，来自中国的人数仅次于英国的人数。统治者利用“黄祸”制造事端，进而威胁、恐吓那些在殖民统治下的不驯服的欧洲民众的惯用伎俩显而易见。
需要指出，中国人被妖魔化，但是澳大利亚对其他亚洲人的态度却有所不同。这个问题，作者在书中也进行了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