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道如此多元、信息如此透明的时代，留学中介在中国实现了“逆袭”：海外院校需要中介招生，留学消费者依赖中介做决策。这个行业坚挺的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利益链和价值链。
圈外人不会意识到，此刻——10月底——中国出国留学市场已经达到了每年最疯狂的时期，也被戏称为“癫疯时刻”！
作为英国大学的中国区代表，我给留学中介打电话，恳请与顾问见面，甚至以英国大学国际办公室主任甚至院系领导来访的名义约见，得到的回复竟然异口同声：“亲，实在没空，到11月中旬以前全排满了，每天至少有3个英国院校到我们这儿来。”
想想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出国留学市场还是典型的卖方市场。曾几何时，留学英国不仅“高大上”，而且奇货可居。
早期在国内设立代表处的英国大学简直如日中天，国内院校主动输送学生，留学中介更是诚惶诚恐地哈着校方代表，抱着厚厚一摞申请表，央求英国院校录取自己推荐的学生。
不过很快，那个“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据不完全统计，当前超过60%的英国大学在国内设立了代表机构，中国学生的选择面迅速扩大，中国出国留学市场也随之变成了买方市场。
英国大学中不需要中介参与便能“直招”中国优秀学生的“牛校”没有几家。即使是主要依靠中国合作院校输送生源的英国大学，也经常需要第三方（留学中介）的介入。指望中国大学的国际办公室代行招生职能，显然是不可能的。
说句公道话，不是中国大学不愿帮忙，而是根本顾不过来。中国大学不再是国际化之外的孤立个体，在世界范围内一跃成为“香饽饽”，海外高等学府纷至沓来，谋求合作与交流，其中招生的意图也越来越明显。很多知名中国高校的国际项目少则几十个，多则上百个，哪有精力为某个国外大学招收中国学生的事跑前跑后呢？
同时，从国内合作办学的走向观察，中国大学已经不甘心于做国外大学的生源输出地。教育部主导的4+0等合作形式，明显在提升国内大学的主动性，同时向外方施加压力，加快引进更多优质教育资源（师资、教学大纲、教材、教法等），这也符合国家的人才战略。
如此一来，留学中介的桥梁作用和项目推动作用仍然是不可替代的。没有稳定的“英国校方—中国校方—留学中介”的“三角关系”，英国大学在华招生几乎举步维艰。
不过留学业界一直看衰留学中介的地位和影响力，各种高峰论坛对中介的前景预测也普遍不乐观。
在留学旺季的中介展会上转一转，就能明显感受到留学消费者的犀利和精明。
学生和家长的问题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尖锐，“你们学校中国学生的比例是多少”、“中国学生拿到高等级学位的概率如何”、“英国一年期的硕士含金量会不会不够”……
在信息相对透明化的今天，留学咨询的难度陡增，“难缠”的学生和家长的行为方式与网购相反：他们先在网上看一溜够，“货比三家”，通过“点评”、论坛、“攻略”去粗取精，然后到“实体店”（咨询现场）逛逛，向官方求证真伪。
即使如此，从藤蔓教育集团2017年6月发布的《2017年中国留学生美国就业白皮书》中的数据分析，在网络发达、咨讯透明的今天，依靠中介出国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比例依然有59%。
从英国留学的数据也能得出相同的结论，虽然通过中介去英国的中国留学生比重逐年下降，但仍在55%以上。
当前家长抱怨新时代的中国学生太懒、太依赖，其实这其中的合理性在于，中国服务业的“野蛮生长”造就了线上、线下结合的服务模式，让一切都简单化了。
2017年留学中介资质审查制度的取消，标志着中国出国留学进入全面市场化的新时期。政府行政审批权“退市”，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政府对出国留学的“主导”地位已经不复存在，相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相继与政府脱钩，曾经的自上而下的管理职能，逐渐转变为依托市场的服务职能。
更具个性化、定制化的留学工作室等形式的中介也在放松管制的政策环境中飞速发展。
仅仅从经济、市场层面分析还是不够的，不可忽视的是其中涌动的“暗流”：对线上信息谙熟的年轻一代，却更倾向于“外包”服务，无形中把自己的留学决策权也“转包”了。
应接不暇的英国校方和留学中介耳边，经常会有这样的声音：“老师，您看我学哪个专业好？”
理论上说，专业的选择或出于兴趣，或服从市场需求，但归根结底都是自我的决定，首先还是要了解自己。
英国大学很清楚学生面临的选择专业方面的挑战，因此，在本科阶段第一学年实行的是“通才教育”，学生的课程选择十分宽泛，可以主修和辅修任何课程，直到二年级末或三年级初才确定今后的专业方向。
相比而言，中国教育疲于应对考试、升学的压力，甚至将升学率、优秀率等作为教师管理的考核指标，这样的“激励—约束机制”，在应对“认识你自己”的重要课题时，显得束手无策、毫无作为，缺乏对学生的系统帮助和辅导，也没有类似于英国教育系统的“缓冲期”。
服务可以外包，但自主选择的权力不能包给别人。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对中国的学生而言，留学的选择权很大程度上掌握在中介手里。这是留学服务商的胜利，留学消费者的失败。从这个意义上也能说明，在中国，留学中介不会在短时间能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