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正在召开十九大。我的一位法国朋友很感慨地对我说：“你问我法国人是否关心这件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我告诉你，回答是否定的。尽管中国按平价购买力计算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尽管中国是法国人人都在谈论的国家，但中共十九大？对不起，不知道。不了解……”这是当今世界极其扭曲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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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0月18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人人谈论中国。但同时却对中国正在发生的正常的、甚至是极其重要的大事，没有兴趣。法国谚语说：准时到站的火车不是新闻。正在领导着中国实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宏大的工业化进程的中国共产党召开代表大会，显然属于“准时到站”的范畴，所以没有人关心。我在中国中央电视台CGTN法语频道主持的Onne vous dit pas tout节目最新一期就十九大在法国街头进行了采访。我们问同样的问题：你知道、关心中共十九大吗？回答全部是否定的……
但说法国媒体和记者对中共十九大不做报道，那可是冤枉他们了。我读了一篇发自法新社的报道，10月11日发表于法国《十字架报》（LaCroix）网站上。标题是：“少点足球，多点安全：北京迎接中共代表大会”。有兴趣的法国读者或法语读者可以读一读这篇没有署名的文章。你们一定会有中国十九大的“印象”：警察武装到牙齿、外国人被严密监视、酒吧突击检查毒品、电视娱乐节目被“爱国主义节目”所取代……总之，读完这篇文章，我感觉文章中所描写的国家绝对不是我所生活的国家！
这是非常奇特的。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包括在中国生活的很多法国人，印象恰恰相反……文章中提到一位“明星”鹿晗，写了下面这段话：“当这位深得人心的明星在微博上介绍他的新女友时，网络挤曝了，但官方媒体却没有一字报道。”我非常奇怪的是，中国网络上鹿晗的情事几乎已经铺天盖地，闹得几乎家喻户晓，为什么“官方媒体”就一定要报道呢？不报道就是“新闻不自由”了吗？我问周围的人是否知道此事，几乎人人皆知；我问你们认为《人民日报》或中央电视台应该报道吗？人回我：你疯了吗？我们的媒体已经充斥着明星的种种鸡毛蒜皮的消息，你还嫌不够？
这使我想起一个世纪前一位瑞士记者威廉·马丁的一本著作：《对中国应有之了解》。（William Martin: Il faut comprendre la Chine, Edition “LibraireAcadémique Perrin。这本书的封面有一行中文字：对中国应有之了解。中文题目非常贴切，但法语原文却似乎并没有抓住本书的要点。法语原文是“必须了解中国”（ilfaut comprendre la Chine），但我认为如果逐字逐句翻译成“对中国应有之了解”（Ceque nous devons absolument connaitre sur la Chine），可能更接近马丁此书的宗旨。对于像法国这样（重要的）国家，要想了解中国，像鹿晗这样的明星，绝非属于“必须”或“应有”之范畴；而中共的十九大却绝对是。您不认为吗？
对中共和十九大“必须”或“应有”之了解，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三点：
其一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特殊的政党。所谓特殊，首先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者。中国是先有中共，后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与绝大多数欧洲国家是不同的。其次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人数极其众多、而且入党是有非常严格条件的党。对于法国这样一个仅有6700万人口的国家，其所有政党的登记党员人数是514000，占成年人口的1%；而中共一个政党的党员人数为9千万，占中国成年人人口的8.4%。而且中共并非人人可成为其党员的。这也与法国和欧洲国家的政党截然不同。欧洲国家的党和党员，是明确地为一部分社会阶层的利益服务的。所以西方需要多党轮流持政。而在中国，要成为中共党员，必须具有一种精神信仰：“为人民服务”。这里的“人民”指的是全体国民。中国传统儒家观念中，人是相对于家、国、天下的一个概念。所以中共自认为是一个代表着全体民众和为全体民众服务的政党。当然，绝对不是每一个中共党员都真正符合这一道德标准的。党内出现那么多的腐败现象就是一个证明。但不管怎么说，中共党员人数恰好与中国传统各朝各代的官员与百姓的比例相当。由此可见，中共的“一党执政”，与西方民主体制概念中的“一党独裁”没有丝毫关联。惟有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中共的执政合法性。
其二，中共各级领导人的产生过程要比西方政党实质上要更为合理。西方政党的党内选举看似非常民主，尽管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偏差”（比如朱佩败于费永、瓦尔斯败于阿蒙），但这也许是西方国家政治结构历史沿变的合乎西方政治逻辑的结果。中共则是一种“选拔”加“选举”的模式。比如这次十九大将要选举出新一代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在此之前，中共各个层级的党组织已经对候选人进行了严格的“选拔”。选拔的标准是多重的，其中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其职业能力。比如要进入政治局的候选人，一般都有至少在两个人口千万级以上的大省担任过一定职务的、有着丰富执政经验的人。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执政是一门专业，需要具备一定的知识水平和经验，就像做外科手术一样。只有先选拔出具有做该外科手术水准的候选人，然后才能在他们中间进行选举。中共领导层就是这样选拔加选举后而产生的。
其三：中共代表大会永远有三大内容：对过去五年执政的回顾和总结、选举新一届的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制定下一个五年的工作规划。对于总结，在法国，是选民们用选票来做出结论的。而在中国，则是由中共党员们用选票来对中共党领导的业绩下定论。其中的区别在于，在民选国家，政绩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却是政绩以外的其他选举因素。密特朗在1988年竞选连任时，根本无法以其政绩来作为竞选资本。他当时以“反失业”为口号上台竞选连任时，法国失业人口翻了和番。但当时法国正处于左翼总统密特朗与右翼总理希拉克“共治”时期。结果拙口笨嘴的希拉克在电视辩论中败给了口舌伶俐的密特朗，最终导致大选笑到最后者仍然是密特朗。2002年同样处于“共治”状态（右翼总统希拉克与左翼总理若斯潘）的总统大选中，政绩颇为出色的若斯潘却因左翼内部出现过多的总统候选人而分散了选票而被极右翼的勒庞击败而未能进入第二轮……
而在中国，政绩却绝对是一位政治家是否能更上一层楼的最主要的因素。正因为这一点，中共在过去三十年中执政的每一位领导人及其同事们的业绩可以说都是惊人的。三十年间，中国从一个发展中国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以平价购买力计算的话甚至是第一大经济体）经济体，经济增长率始终在9％上下。这样的政绩是西方任何一个国家元首都没有实现过的。具体到最近这五年，除了经济继续以6％至7%的增长率在增长之外，其他各个领域中国也在飞速发展。中国商业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高铁、中国天眼（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蛟龙号载人深潜器、量子卫星等成就，都在预示着中国正在从一个所谓的“山寨”国家走向一个创新大国。在社会领域，五年前，中国民众最关心也是最担忧的腐败问题，今天已经不再出现在民调中中国民担忧的问题单子上了……可以说，中共近三十年最大的特点，就是其许下的诺言几乎都实现了。
至于中共会在十九大上讨论、并进行选举的领导层人事问题，显然是世界媒体最关心的问题。但在中国，人人都知道，有一些严格的规定和惯例（比如年龄的限制），使得中共的政治人事其实相对简单。这一点，只要理解中共“选拔＋选举”的原则，就应该清楚，在中国，“能抓住老鼠、而且具有一定道德水准”的猫，就是一只好猫……
文章写到这里，读到法国《世界报》刊登于10月15日的“中国专辑”：中国，强国崛起。引人注目的是，在报纸的头版出现了六个中文大字。这使很多不懂法语的中国人看了之后，以为法国媒体终于开始认知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了……我读了整个专辑。我们都知道，一个记者，特别是在中国的记者，当他写有关中国的报道时，他受到他在中国的视野的局限，总会有一些个人色彩和感情在内。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在中国任职的外国记者都“热爱”中国。但一个中国专辑，总会有社论。这是代表媒体的声音。而且一般都会有一个中国问题专家——法国人称之为“汉学家”——的专访。这是针对精英读者的，是告诉他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这使我颇感惊讶：被采访的专家竟然不再是Jean-Luc Domenach或François Goldman，而是一位我不认识也不了解的Sebastian Veg。法国终于有了新的汉学家了？我要祝贺这位“新”汉学家，他显然中文更娴熟，居然懂得“双规”、“收”和“放”、“核心”等等中国式政治名词。但很遗憾的是，通过名词来认识中国的现实是不够的，还需要懂一点中国的历史。“双规”是指目前中共反腐败的一种方式。本来在中国，一些高官凭借自己的权力来逃避法律对其进行监督和惩罚。通过“双规”，中共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刑不上大夫”，正是朝着法治国家前进的一步，怎么会变成了“法治的倒退”了呢？这位专家还认为，“加强党的权力而损害了国家”，这又是一个奇怪的结论：中国历来最大问题，就是“一盘散沙”的问题。中国共和国之父孙中山就曾经感叹过这一点。中国三十年来不仅仅取得经济上的巨大进步，在社会自由领域也同样。但就如同经济进步的同时也会带来问题——比如空气污染——一样，社会进步也会带来问题，在中国就是出现了社会涣散、舆论出轨的现象。有点像交通规则虽然还在，但却没人再遵守；在舆论界则出现了很多类似法国“历史修正主义”之类的言行。中国两百年来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导致国家溃败。今天，加强中共的力量，就是为了加强中国国家能力，怎么会“加强党的权力而损害了国家”呢？
我在过去文章中曾经说过一点：千万不要用刀叉的标准来衡量筷子。要了解和理解中共、十九大以及中国和中国的未来，请学会用筷子吧，这并不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