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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1岁成华人首个诺奖得主
播下一颗文明的种子，它就能够长成参天大树；保护一丝文明的星火，它就能够照亮漆黑的长夜。
150年前，美国传教士蓝柏，在苏州为一位名叫李子义的中国人进行了洗礼，李子义成为了苏州第一名基督徒。当时他以制作纽扣售卖为生，业余在当地进行传教。
这位李子义不会想到，从他开始，这个“东吴李家”将名人辈出，有人掌管过中国红十字会，有人成为江南名医，有为抗战而牺牲的敢言报人，有华尔街的股票大亨，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为华人首次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
相信许多朋友已经猜到，这位李家后辈中最为著名的人物，就是1957年和杨振宁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两人因为发现了“弱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而名扬世界。那一年，李政道才31岁，在成为华人首个诺奖得主的同时，也是有史以来最为年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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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 李政道
所有的世家大族，也都是从平凡人家几代积累而来。
当时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民间青年痛则思变，想要学习西方技术来改良国家，在这样的强烈思潮下，蓝柏等几位传教士在苏州开设了博习书院，教授英语和西方文化。作为苏州第一位基督徒，李子义一边卖纽扣一边传道已经有一段时间，深受蓝柏欣赏，于是也被邀请参与博习书院的建设。
这是李子义人生的重大转折，也是“东吴李家”崛起的开始。
博习书院，后来逐渐扩充学科校舍，成为了“东吴大学”。李子义的儿子李仲覃，后来也毕业于东吴大学，并成为苏州首任华人牧师和教区长。李仲覃生子李骏康，是金陵大学农化系的首届毕业生；李骏康，便是李政道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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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大学校训
李政道家中排行第三，小时候家里人都喊他“三糊涂”，因为他总是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之中，对于外界的变化反应迟钝。有一次，李政道问身为牧师的祖父：上帝在哪里？如果在在天上，为什么不会掉下来？祖父回答：一个人升高了就会往地下掉，因为他比较重。 而上帝和空气的密度差不多，也就是说差不多一样重，所以就可以浮在天上。
祖父的回答虽然令他不服气，但他当时年龄还小，没有专业的物理知识来反驳，只好作罢。但这也在他幼小的心中种下了研究物理的种子。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平时看起来“糊里糊涂”的孩子，将来能够成为华人首位诺奖得主，攀登物理学的最高峰。
2、
回国舌战“四人帮”
尽管李政道和杨振宁当时都属于留美华人，是在美国做出的研究获得了诺奖，但是他们的华人身份，依然引起了中国当局的注意。
《人民日报》在第二天就刊登了新闻，并连续刊登了介绍李政道和杨振宁科学成就、人物经历的报道，使得李、杨二人在国内也名声大噪。因两人当时还是中国国籍，所以报道都用“我国留美科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1957年，“发展科学技术”还是国家的主旋律，而吸引海外知识分子回国，更是重要的任务。
但李政道和杨振宁几年后都加入了美国国籍，国内对他们的宣传逐渐减少，再加上不久后到来的各种运动，持续了数十年之久，动荡的局势之下，斯文扫地，一场浩劫。李政道和杨振宁虽在海外，也有所耳闻，这些种种原因加起来，都让他们打消了回国的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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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1972年，他才回到了阔别近30年的祖国。当时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前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派基辛格对中国进行了秘密访问，抛出了橄榄枝，中国方面也诚挚邀请尼克松总统隔年访华。在这样的形势下，李政道才得以重返故土。
这是他去美国之后的第一次回国，他被安排参观国内的科研场所和高校，发现运动把科研、学术都搞乱了，教授、学生们的重心根本不在学术上，这种现象让他非常忧虑。
两年后他再次回国，做足了思想准备，他要向领导进言，改变这种妨碍科学发展的制度。他提出要参观上海的芭蕾舞学校，这倒并不是因为他对芭蕾舞有兴趣，而是借着这个由头，开展他的建议。
参观完之后，他写了一篇感想，里面提出：基础科学人员的训练，应该在13岁或14岁左右就开始。如同芭蕾舞演员需要从小培养一样，科研人员也应可以从小孩子开始培养。当然这些孩子必须具备一些条件：有极强的理解能力；敢于提出问题，敢于怀疑已有的科学结论，富于斗争精神，不怕失败；还要有过人的记忆力。
李政道的影响力还是有的，他的这些建议被周总理看到后，将他请到了北京，专门组织了会议来听他讲解。当时参会的还有刚刚复出的邓小平、郭沫若以及“四人帮”成员：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江青。
当李政道提出可以像上海芭蕾舞学校那样在十三四岁的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时，江青反问说：“五十岁就不行了？”李政道当即回敬：“舞蹈人才不是从小开始训练的吗？”
江青见李政道“顶”了过来，马上又打断李政道的话：“舞蹈，是有持续性的。”李政道迅即针锋相对顶了一句：“基础科学也有持续性。研究效率最高也是在年轻时候。所以，也应该在年轻时开始训练，也许在十三四岁，或更早一些。”
一个世界顶级科学家和一个对科学完全外行的“领导”，针锋相对地争论着要怎样更好培养科学人才的事情，气氛显得非常尴尬。在场的中国科学家们大多出于顾虑，不敢说话，还是周总理把局面给缓了回来。
这次舌战之后，李政道明白了，有“四人帮”在，中国的科学人才培养就不可能好好进行。失望至极的李政道只能返回美国。除了这个遗憾，李政道还有一件夙愿未能完成，他两年前回国时就提出要见一见启蒙恩师束星北，是在束星北的门下，李政道才真正进入了专业物理的门道。可当时束星北因为“成分”问题被审查，没有准许师徒相见，第二次回来依然未准。不久后束星北去世，这成为他毕生的遗憾。
但他依然心怀希望，期待着拨云见日的那天，到那时，他将重返祖国，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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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改变一代中国知识精英的命运
1979年，阴霾散尽，大地回春。李政道知道机会到来，他再度回到中国，重提当时培养青年科学人才的想法。
这一次，他带来了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设计的“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简称“CUSPEA项目”。当时中国的留学生想要去美国留学，难度不知要比现在大多少倍。一来是因为当时中国根本没有GRE和TOEFL考试，而这些是去美国留学必须要的，二来是中国学生也根本不知道美国研究院和大学招生的手续和规矩。
李政道凭借着自己在美国学术界和世界物理学界的影响和声望，联同了97所美国、加拿大的高校进行了这个项目，从1980年正式将留学生送出去，到1989年项目结束，一共有900多人通过该考试公费留学。
当时运动结束，中国学术出现了严重的断层，人才青黄不接。李政道的这个项目，让中国的人才可以去到世界物理学最高的殿堂深造，可谓雪中送炭。
这些留学生的命运，也因为这个项目被改变。在900多名留学生当中，后来很多就职于海内外知名大学或研究所，在学术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成为各自领域内的学术领军人和骨干。比如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心澄，上海交大物理系主任季向东，美国国际华人科技工商协会主席李大西。
李大西后来成立了著名的“工商协会海外创业投资公司”，帮助回国创业的留学生和科技创业者，也算是对当年李政道“CUSPEA项目”的一种回馈。李大西曾说：“李政道先生改变了我们这些CUSPEA同学的人生，没有李先生，不会有我们的今天”。
正如当年李政道的人生一样，也是因为有爱惜人才的前辈，才有他日后的成就。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找来物理学家吴大猷，提出派人去美国学习制造原子弹的建议，让吴大猷推荐留学生。李政道当时只是他手下一个大二学生，本来没有资格去的，但吴大猷慧眼识英，推荐李政道留美，这才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星火相传，文明永续。中国从来都不缺人才，缺少的是赏识人才的伯乐。“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就算出来了伯乐，也不一定能够改变千里马的命运。因此我们更加要珍惜，那些在拼尽全力保住文明星火的勇士，正是他们的努力，才有照亮长夜的星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