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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可能的话，
请把我的半生还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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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年初，日本一位女性向政府提出了“国家赔偿”请求，原因是在她少年时期，被政府强制实施了节育手术，导致她这一生彻底改变。
别看现在日本生个孩子政府还给奖励，但是在50多年前，日本全国公开执行着一个《优生保护法》，该法律规定：只要是政府认定的劣等人种，就没有生育的资格，需要被强制节育，以确保日本国民素质的优秀。
整个法律实际执行了近十年，日本有2.5万人接受了节育手术，其中1.6万人被强制节育。50多年后，终于有一名当时的受害者站了出来。
她的出现，让许多日本民众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国家为什么还曾经有过这样混蛋的法律？
但现在的不可思议，在当时的日本却是全民拥护。
50多年前，日本社会与一个共识，那就是为了防止劣质基因的延续，降低日本国民的素质，那些患有精神病、狂躁症、癫痫、血友病等具有遗传疾病的女性，必须执行绝育。
这项法律确定之后，由国家宣传机器一层层传达到最基层的单位，实际执行起来，却牵连了很多根本没有遗传疾病的女性。
现在第一位站出来要求国家赔偿的女性，就是这样一位根本没有遗传疾病，却被强制节育的受害者。因为日本媒体的报道中用的是化名，我们就姑且称她为松子。在日本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中，松子同样是一位可怜的女性。
50多年前的一天，16岁的松子被带到了医院，她并不知道自己患了什么病，只是被一行人推进了手术室。手术后的几天，她深夜中常常被疼醒，父母告诉她，她做了再也不能生孩子的手术。松子问为什么，父母说，因为别人都说你是劣等人。
在松子16岁的记忆中，她和同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更没有遗传疾病，她搞不懂，为什么父母会同意别人给她做这样的手术？因为不能生育，给她一生留下了永久的遗憾，也改变了她的人生。
为了寻找答案，她开始追寻50多年前的档案，并找到了当时她的主刀医生：“如果可以的话，请把我的半生还给我”。
2
你配不配生孩子
国家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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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子来到当时做手术的医院，在自己的病历档案上发现了这样的记录：“精神薄弱者，轻度鲁钝，优生手术必要”。
16岁之前，松子曾经因为性格孤僻和不服管教，被从学校请出，送到一家少年管教中心几个月。现在看来，这不过是青少年的叛逆乖张罢了，但在那个时期，这就成为了她被界定成为“劣等人”的直接证据。
而这样的松子，就被她居住的社区的一群人给盯上了。这群人，是社区的“优生计划”专员。
这群“优生计划”专员，刚刚参加完一个学习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学习贯彻卫生部长的重要指示和讲话。
那个年代，因为“强制绝育”完成数量太少，卫生部长特意发文给各个州县的卫生部门，这份文件至今还能在日本的档案记录里找到，名为《有关精神疾病者的优生手术实施方面》。
文件指出：申请太少而精神疾病患者年年增多，这令人极其担忧，经过参考，精神病住院患者中十分之一都需要节育手术……”
当一个政府足够强势，就可以从上至下推行一项反人性的政策，所有人在这样的强势面前，都无能为力。而在这一系列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是被推着走的零件，只有任务，没有感情，没有恻隐之心。
接到了卫生部长的文件指示，基层的“优生计划”专员开始寻找可以成为任务的每一个人，松子就这样进入到了他们的视野。
“优生计划”专员先是找到了松子的父母，告知他们，松子就是会影响日本国民素质的“劣等人”，她患有遗传性质的精神疾病，将来她生下的孩子，也将是精神病，她孩子的孩子，都是，所以，为了保护日本的国民素质，为了让日本早日复兴，必须给松子进行绝育手术。
“如果等到她再长大一点，怀上了孩子，那一切就晚了，所以，现在务必请你们二位配合”。
就这样，松子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送进了手术室。
就这样，整个日本有1.6万像松子这样的人，在不知情、不同意的情况下，被强制绝育。
尽管当时有人提出过异议：“生育是基本人权，是不是应该当事人同意之后才能进行手术，否则总感觉会不妥，将来会不会被告上法庭”？
但在强势的政府面前，这样的异议太过微弱，直到今天，日本的档案记载上都没有记录说这些话的人的名字，只知道有人曾经这样提出过。
1998年，联合国曾经对日本政府提出建议，对当年强制绝育的人员进行赔偿，但遭到了日本政府的拒绝。理由是，当时的绝育手术经过了严格的审核程序，并无不妥，如有不妥，那也是时代的局限，不能用现在的价值观来看待当时的情况。
2019年，已经72岁的松子，依然是孤身一人。但她选择站出来，以“优生保护法”受害人的身份，向日本政府提出国家赔偿。
但在她寻找真相的过程中，发现了日本政府口中的“经过了严格的审核程序”。比如说她的病历，上面清楚写明了她患有遗传性质的精神疾病。
尽管松子一直强调自己从没有过精神疾病，但那么多年过去了，她很难找到证据。
日本政府的“程序正义”，是有民间舆论作为支撑的。在实行《优生保护法》的年代，日本民间曾经进行过多次关于“精神病人该不该生孩子”的辩论，最后的结果都一致认为：不应该，那样不仅会害了孩子，还会成为社会的负担。
有了这样的舆论支持，“优生计划”专员们在执行起来的时候就更加理直气壮，毫无负罪感。而那些因为不肯绝育而抗争的人，会被所有人认为是给国家添麻烦的精神病。
3
被强制绝育的松子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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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日本，如果还有人敢说“优生保护法”的那一套，绝对没有市场，并会被以“侵犯人权”告上法庭。
不仅因为《优生保护法》这样的歧视、践踏人权的法律，早已被废除，同时也因为民众的人权意识也早已觉醒。
这些年，日本在人口问题上却碰到了更为严峻的危机，那就是不管怎么鼓励，民众就是不太愿意生孩子。如果按照现在日本的出生率，几百年后日本这个民族可能要从地球上消失。
但日本政府再也不敢滥用自己的权力，强制民众生育，从首相到国民，都把生育这件事看成是基本人权，该不该生孩子，应该由个人决定。
日本首相安倍曾经这样回答类似问题：“非常遗憾，我自己的家庭也没有孩子，生不生孩子要交给本人选择，但我们要为想生孩子的创造适合生育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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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强势地推行人口政策，到尊重人性的回答，日本确实进步很大。但是，松子这些政策的受害者，还没有等到道歉和赔偿。
松子了解到，当年“纳粹德国”推出了类似的《绝育法》，规定患有遗传疾病的人必须绝育。而且做法比日本更为激进，他们专门成立了“绝育法庭”，经过一系列所谓的“法律程序”，判定一个人必须进行强制绝育。这个“绝育法庭”共判处过40万人强制绝育。很早开始，德国就对当时的受害者进行了赔偿，松子认为，日本政府一样有这样的责任。
被强制节育的松子的一生，是一个强势政府无法节制权力的悲剧。
松子在寻找证据的过程中，曾经找到了当时的主刀医生，已经80多岁的医生，听到了松子的来意，也许是年纪大了，他对当时的情况已经完全记不起来了。
但松子的出现，让逐渐要遗忘这段历史的日本重新思考，对于过去的错误，是否该勇敢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