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济学家：为什么川普的新移民法案是有道理的？

来自：黛玉 0 0 2017-08-07

本文作者：George J. Borjas，1950年出生于古巴哈瓦那，1962年随母亲移民美国。1971年从St. Peter’s College获得经济学、数学学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此后在多所大学任教，教授经济学。1995年开始在哈佛大学任教。

Borjas被BusinessWeek以及《华尔街日报》称作是“美国领衔移民经济学家”。他在移民问题争论上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他关于移民的经济影响研究在美国移民政策的争论中也扮演了核心角色。

自从上周川普总统出面支持一项新的移民法案（由参议员科顿、普度首先提出）以来，不同立场的政客纷纷谴责这一法案。他们称这一法案非常不民主、不美国，从经济上来讲也是不健全的。许多人非常自信地宣称，接纳更多的移民总是比更少移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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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草率地下结论太过火了，并且也缺乏信息佐证。目前的移民体系亟待改革。仔细阅读这一法案，就会发现法案不仅很可能为美国带来长期的经济增长，同时也能结束现行移民政策的一些我们都无法辩白的元素。

首先，交代一些背景：尽管美国近年经历了不少戏剧性的经济变化，管理合法移民的规则却还是1965年设计的系统。这一体系，每年接纳大约100万的移民，欢迎美国公民的海外亲属——不考虑他们的资格。大约三分之二的合法移民是凭借他们的亲属关系来美的。只有大约15%是通过工作移民来美，这些人凭借的是自己拥有的技术或者“优秀工人”的身份。而具体如何决定一个人怎么才够格成为这15%中的一员，在错综复杂的移民法中却没有提及。

这就是科顿-普度的法案RAISE Act开始规定的部分。他们对目前的政策提出了两大改变。一是尝试回答到底美国应该接受多少移民的问题；二是回答了哪些申请人应该被接纳——通过重写通过技术移民的规则。

改变通过工作、基于技术移民的规则不应该具有争议。最起码，这一法案在指出我们在寻找哪一类型的工人方面具有透明度。科顿-普度法案将用积分制系统来分摊14万工作签证。积分制系统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已经沿用了几十年。简单来说，积分制其实就是基于个人特点，例如教育、工作、年龄等给签证申请者打分，把所有分数加起来，然后授予“通过测试”的申请者签证。

科顿-普度法案包含了一项非常细致的计分公式。法案给年轻人更多分数，给那些通过英语水平测试的英语流利的人更多分。给拥有专业学历或者在从科学、技术专业毕业的人更多分数。给予那些赢得奖项、展现出特殊才能的人更多分数。例如，一块奥林匹克金牌可以拿15分；一项诺贝尔奖可以拿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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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法案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透明的框架，来决定哪一类工人对我们来说最有利。我估计大多数美国人都会认为科顿-普度的方案是常识。难道我们大多数人不认为，相比让一个50多岁的社会学家来美，让一个在电脑科技方面获得高学历的年轻人来美，对美国社会更有利吗？

那么具体来说，为什么从经济的角度来讲以“择优制”分配签证特别好呢？尽管经济学家们对移民产生的具体经济影响存在很多分歧，但是基本没有或者很少有人不同意这点：高技术移民给美国带来的好处远大于低技术移民。

高技术移民和美国现行生产的基础设施更相配。高技术移民缴更多的税，接受更少的福利。拥有特别高技术的移民将会带来知识和能力，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知识，他们的技术将使我们更高效、并在经济上开拓新领域。不像低技术移民，高科技移民将会降低收入的不平衡，而不是加剧收入的不平衡。实际上，那些在STEM领域的高技术工人将从科顿-普度法案中受损，这包括美国出生的和外国出生的、已经在美国的高技术人员。他们将不得不和能力更高的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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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论点都不能掩盖高技术移民的好处。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国际上已经形成了高科技移民的市场。几个国家已经开始推行吸引潜在高科技移民的政策。我们只需要看看其他接收移民的国家的政策就知道了。许多国家已经在使用积分制或类似政策来筛选申请者。比如说欧盟就将“蓝卡”授予高科技申请者。所有这些国家都清楚一点：高科技移民在经济上更有益，而对美国极不利的是，几十年以来，美国都忽视了这一点。

事实上，科顿-普度法案非常实际，以致于它也预计到了自己的厄运。强烈的情感因素渗透、主导者移民争论，任何极富逻辑、理性以及经济上合理的法案最终很少能够成为法律。

而科顿-普度法案的另一部分就注定面临着更多的争议，因为它包含削减亲属移民的数量。这一体系允许美国移民将他们的亲属带入美国。这一优待不仅适用于美国公民的配偶、未成年的儿女，甚至包括成年的家庭成员，比如移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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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考虑一下这意味着什么。一个新移民最终可以帮他或者她的兄弟姐妹移民。而这些兄弟姐妹又可以帮他或她的伴侣移民。而兄弟姐妹的伴侣又可以帮他、她的父母、兄弟姐妹移民，以此类推。

通过取消给移民父母、成年儿女以及兄弟姐妹的优待，科顿-普度法案想要取消的正是这一带有“繁衍效应”的情况。（但是仍然对移民的未成年子女、配偶采取优待。）在全面否定这一法案之前，有一个问题我们应该问一下我们自己：保证能给移民的兄弟的妻子的父亲的妹妹一张来美签证的政策真的合理吗？

介于现行移民政策创造了不断增加的潜在移民数量，要废除这一政策必然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移民的总数。在十年之内，合法移民的数量将会减少一半，将移民数量减少到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科顿-普度法案也取消了5万的多元化绿卡抽签，但是实际上限制亲属移民对移民总数的影响更大。）

一些批评者，比如参议员格雷厄姆，已经公开反对这一削减，声称美国需要维持低技术移民的数量。他们争论说，移民做的工作是美国民众不想做的。但是今年夏天的一些媒体报道提供了一些故事，证明这一结论就是废话。川普的一些移民举措使得雇主们纷纷用美国人填满工作岗位。他们如何面对“雇佣荒”？通过提供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环境。并不是移民做着美国民众不想做的工作，而是移民做着美国人不想以低工资做的工作。

而另外一些法案的批评者则认为按照申请人的经济潜能来筛选，并不能代表美国的理念。许多人感觉移民总是好事——因此更多的移民总比更少要好。

诚然，人类不仅仅只是经济动物。批评者肯定会引用Emma Lazarus的诗句“送给我，你受穷受累的人们”，来证明、移民并不只看重美国能够变得多富有。这些批评者的确有理，我也表示同情。历史上美国已经特别大度了，欢迎许多没有经济潜能的“蜷缩的众人”。这样的慷慨应该让身为美国人的我们所有人都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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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并不那么同情那些相信“更多移民总是比更少移民要好”的人。研究移民的经济影响的报告成千上万，但没有一个提供预估的、可靠的移民数量的“最优值”（optimal number）——一个能最大化我们财富的魔力数字。

如果任何人——甚至是一个所谓的经济学专家——告诉你科学界没有争议，经济学告诉我们移民的正确数量是X,这个所谓的专家就是在撒谎。即使我们仅仅从经济学角度能够给出一个具有魔力的数字，但是还是无法考虑这个数字将如何影响我们的学校、社区、文化、安全以及政治。我们应该容许改变发生。我们只是不知道每年100万合法移民是太少还是太多。

我碰巧觉得每年100万合法移民大概——我强调大概，因为我并不是很确定——大于那个“最优值”。这个想法和经济学研究或者专家观点无关。这是我30多年来读关于移民的新闻、关注这方面的政治辩论所学到的。

想一想：如果每一个美国人都从移民中获利，我们还会对移民问题争论这么多吗？我不这么认为。当然了，移民使得我们中的一些人更加富裕，但是那些额外的钱财没有平等地分配，很多美国人都没有受益。

我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刚开始关注移民问题的时候，很少有人在意我的工作，因为很少有人关心移民。很不幸的是，移民问题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耗时耗力的政治烫手山芋，使得我们不断地两极化，不断地分裂。我认为，这项具有分歧、引起分裂的争论意味着很多美国人都觉得移民使得他们的生活更差了；意味着我们应该削减一些移民来改善那些在这个大漩涡中被遗忘的人的生活。

不过也没有必要依赖我学到的东西来理解这一点。我们只需要看看移民是如何动摇了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共识。这又告诉我们什么，大规模的移民将对长期的政治和社会带来什么结果？

许多认为该法案削减移民数量，因而是一个“坏政策”的人都认为，移民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好的，以及更多的移民显然就更好。不幸的是，他们忘了那句老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即使移民问题也不例外。作为这个法案中的最大受害群体，低技术移民花费纳税人更多钱，并且也会花费已经在美的低技术工人更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