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出国后，发现出国前恶补的留学规划，完全失去作用。而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源于对国外生活的错误认知。
刘余新的感慨几乎是近几年来所有最终选择去国外生活的人的共同感受。
曾有数据显示，2010年时中国在海外的华人华侨数量已超过4500万。仅是2012年，获得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个国家永久居留权的中国人总数就达到了15.2万人。与此同时，像刘余新这样准备移民的国人数量仍在持续增长。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公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显示，截至到2013年，中国海外移民存量已达到934.3万人，23年增长了128.6%。中国已经从1990年的全球第七大移民输出国，上升为目前的第四位。
然而远离故土对大部分仍有着深厚乡土观念的中国人来说，绝对不是个轻松的选择。
在调查采访本期内容时，记者走访调查了多家中介机构、国际运输公司和外资企业的在华分支机构，对其中正在考虑或者已经着手离开中国的人进行了采访。虽然他们的身份背景、出国途径、目标国家等都不尽相同，但除了个别准备出国留学的孩子外，几乎所有人在采访中都表达着对“离开”的许多不舍，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对记者诉说着一件事情：我为什么要离开中国！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缘由之一：无可遏制的污染将国人越推越远
让刘余新最终决定出国的导火索就是北京在2014年2月出现的连续雾霾。
根据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在2月的28天中，北京仅有7天的空气质量等级不在“污染”行列。其中20日—26日，北京的全部检测区域都被意味着严重污染的“深褐色”覆盖，PM2.5指数在175-185之间。
在全球最大的钻井设备制造商、美国国民油井华高公司北京代表处工作的刘余新，学习石油化工专业出身，多年的从业经验让他对PM2.5（即雾霾中大部分有害物质所富集的细颗粒物）的危害并不陌生。
“我儿子今年四岁，这半年来总是咳嗽。去北京市儿研所看病时，专家说现在他的门诊有这种症状的患儿越来越多。医生对此没有办法。对雾霾，大人也许还有些抵抗力，孩子的反应太明显了。”刘余新担忧地说。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原总工程师魏复盛对《中国民商》的记者解释说，空气中以PM2.5为代表的细颗粒物主要来自于燃煤、工地扬尘和汽车尾气。北京的雾霾更多的是后者。“这么小的颗粒很难自然沉降，会在空气中停留一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本身对呼吸系统就有影响，造成咳嗽、不适。而小颗粒物上吸附的致癌物，更会导致癌症高发。早些年我曾对城市空气污染对儿童呼吸系统影响做过研究，其中就包括PM2.5，由于新生儿和婴幼儿处于生长发育期，污染对他们肺功能的影响和损害更为严重。”
在记者与刘余新交谈的二十分钟里，他不时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手里转动着手机，手机里有他儿子可爱的笑脸，还有前不久新闻中出现的显微镜下令人毛骨悚然的PM2.5颗粒“真容”，他稍显疲惫的脸上充满着忧虑。
与刘余新面对同样“雾霾”困扰的，还有准备出国留学的申筱齐。29岁的小申在北京一家互联网企业工作已经四年，目前是高级项目主管，工作稳定。在她看来，选择放弃工作、重新回到校园，实属无奈.
2012年的下半年，因为久咳不止，小申开始“徘徊”于北京各大“三甲”医院之间。北京医院、协和医院、北医三院，专治肺结核的北京胸科医院和解放军309医院，甚至是治肺癌的北京肿瘤医院，小申都跑遍了。各种检查做下来，都不能确诊导致咳嗽的病因。辗转一年后，经朋友推荐，小申找到了北京东方医院的呼吸内科主任史医生，希望能用中医方法先行调理，缓解病情。
“找到史医生之前，日夜不停的咳嗽严重影响了我的生活和工作，让我坐卧不宁，我甚至一度觉得自己得了抑郁症。后来每周把脉抓药，连续两个月后，我的咳嗽终于压了下来。然后我做了肺功能检查和气道激发试验，最终被确诊为咳嗽变异性哮喘。”小申向记者说了这样一个名词。“史医生对我说，自从雾霾频发后，他一年里新增患这种病的病人至少三四十个。这些人多数都是肺功能薄弱或者曾有旧患的，所以对雾霾更为敏感。”
当问及如何根治时，史医生对小申说，中医只能调理身体状态，西医也只能在咳嗽发作时，使用带有激素的哮喘喷雾来缓解症状。但这些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史医生建议上述敏感人群离开雾霾的环境。
“经常与我一同等煎药的一个阿姨，咳嗽时间比我还要长。为此举家前往新西兰，两个月后她与我联系说，不用吃药也完全不咳嗽了。”小申最终选择去加拿大多伦多附近的一所学校修读研究生。“我并不想移民，但国内空气、水源甚至是农作物的污染都太严重了。如果我毕业时，国内环境污染问题解决了，我是还要回来的。”小申对记者说。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环境污染成为近年来促使国人选择去国外生活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此次调查中，就有七成的人将此作为主要的“离开理由”。
2013年，中国地质调查局的专家曾在国际地下水论坛的发言中提到，中国水资源总量的1/3是地下水，全国90%的地下水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60%污染严重。据新华社报道，有关部门对118个城市连续监测数据显示，约有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33%的地下水受到轻度污染，基本清洁的城市地下水只有3%。全国有80%以上的河流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我国农村有近7亿多人的饮用水中大肠杆菌超标，1.7亿多人的饮用水受到有机污染，同时由于农药等化学物质的广泛使用，致使许多地方的地下水已经不适于饮用。
水利部曾经对全国700余条河流，约10万公里河长的水资源质量进行了评价，结果是：46.5%的河长受到污染，水质只达到四、五类；10.6%的河长严重污染，水质为超五类，水体已丧失使用价值；90%以上的城市水域污染严重。
水污染正从东部向西部发展，从支流向干流延伸，从城市向农村蔓延，从地表向地下渗透，从区域向流域扩散。
2014年4月17日，历经八年调查后，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最终发布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整体污染形势不容乐观。其中耕地点位超标率为19.4%，比此前官方公布的1.8亿亩耕地被污染、污染百分比约为10%的数字高出近一倍，同时还有10.0%的林地和10.4%的草地被污染。
这是一系列极其沉重的数字。
由于生态系统的循环性，在水流和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可以通过循环污染土地和植被，进而进入人体，危及人类的健康与生命。
目前，中国土壤污染的地区分布大致是：南方重过北方，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重点污染物含量分布呈现从西北到东南、从东北到西南方向逐渐升高的态势。同时，公报也首次确认了重金属“镉”是中国土壤中的罪魁祸首。在占中国国土三分之二的630万平方公里被调查土地上，有7%的点位被测出镉超标。这不难让人联想到已经困扰中国十年之久的“镉大米”危机。
同时，原油、柴油泄漏，污水违法排放等事件不绝于报端。2005年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苯胺车间爆炸污染松花江，沱江银山段因企业非法排污导致江水被磷污染；2007年太湖爆发“蓝藻事件”；2010年大连新港陆地输油管线爆炸、油罐泄漏，福建紫金矿业铜矿湿法厂发生铜酸水渗漏事故，山西长治苯胺泄漏导致河水污染；2011年中海油与康菲石油合作的蓬莱19-3油田发生漏油事故，致使大约相当于渤海面积7％的水域被污染；2012年广西龙江河突发严重镉污染；2013年初，上海黄浦江内出现上万头死猪；今年4月，兰州再次曝出大面积水污染，最严重时自来水中苯含量超标近20倍。
2013年6月，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团队出版的研究成果《淮河流域水环境与消化道肿瘤死亡图集》（数字版），首次证实了癌症高发与水污染的直接关系。“口罩中国”、“抢水事件”等在一个又一个城市重复上演，“癌症村”、“致命水”的报道让民众不寒而栗。“污染”，既是中国过去经济发展模式的代价，也是现在生存发展遭遇困境的象征，这些灰霾和毒素将很多曾经在这片秀美土地上生活的国人，推得越来越远。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缘由之二：不能承受房价之重
陈聪在上海经营着一家国际置业公司，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每年的业务规模都不算大。但随着美国、欧洲等一些国家经济情况的好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海外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市场的复苏，让他的生意前所未有的火热起来。
“新闻说美国房价已经连涨了21个月，在我们看来还不止呢！国内限购限贷，而国外土地房产私有、永久产权、外国人可以贷款、租金回报率较高且稳定，加上人民币升值和利率等因素，使得国人投资海外房地产的热情一点没有消减，未来的市场潜力巨大。”陈聪对《中国民商》的记者说。
按照陈聪提供给记者的数据来看，他的绝大多数客户仍将投资的第一目标瞄准了美国。根据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公布的报告显示，从2012年3月到2013年3月，中国人在美国购房的总价值达到123亿美元。2013年中国客户在所有在美购买房产的外籍人士中占12%。
“虽然曼哈顿岛的房产仍是中国客户首先关注的投资地，但过去几年里旧金山、洛杉矶、华盛顿、长岛，还有西雅图、波士顿等地也都吸引了不少注意力。现在曼哈顿的上东区，地理位置比较好的中档公寓均价在每平方米六七万人民币左右；在波士顿，400美元左右就能买下一平方英尺（约为每平方米人民币2.67万元）；很多没有新移民的城市，房价比经济危机之前还低。”陈聪介绍说。
根据美国《财富》杂志网站报道，在“2013年全球房价涨幅最大的国家或地区”排名中，迪拜以房价年涨幅28.5%位列第一，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以及台湾分别以房价年涨幅21.6%、16.1%和15.4%位列二、三、四位。
内地房价的涨幅远超排名第十位的美国，更是将增幅10%的英国、9.3%的澳大利亚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因此，这些国家想当然的成为中国人选择海外置业时的考量对象。
在伦敦，2012年中国买家购买了伦敦27%的新建住宅房，占总交易金额的17%，2013年上半年，来自中国大陆的买家又购买了价值约1.7亿英镑的伦敦房产。赢克沃兹中国部总监王艺表示，投资300万人民币，在北京可能买到的房产，租金在每月人民币3000元~4000元之间，如果同样一笔投资在伦敦的房产市场上，能够产生的租金折合人民币应该在15000元左右。
在澳大利亚，因为全球经济处于低谷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减少，极大的影响了国内的经济形势。对此，澳大利亚政府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较低的利息，希望通过房地产市场来拉动经济。当其成为一个刺激经济的导向，再配合以放松的移民政策，便会吸引大量的海外投资。由于没有房产税和遗产税，虽然房主要承担房屋的维修和物业等费用，但相比于美国、英国等国家来说，置业的持有成本还是较低的。因此，据澳大利亚房地产研究机构统计，2013年，悉尼房价上涨了14.5%，如果加上租金收益，全年的房产增值在20%左右，这使得悉尼的平均房价已经超过了65.5万澳元，约合354万元人民币。但即便这样，仍然没有超过国人对高房价的“心理承受能力”。
除了个人投资住宅项目外，这两年中国公司的身影也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国际房地产交易的舞台上。
仅是2013年5月，SOHO中国首席执行官张欣牵头的财团，以7亿美元购入纽约地标写字楼通用汽车大厦40%的股权；6月，万达集团投资近7亿英镑（约合67亿人民币）在伦敦核心区设超五星级的万达酒店，这栋新建筑还将刷新西欧的高度纪录；7月，中国平安以2.6亿英镑（约合25亿人民币）买下了英国伦敦地标性建筑劳合社（全球著名的保险交易市场）大楼，这是保险投资新政放宽海外投资渠道后，保险资金投资海外不动产的首例；同时绿地以股权置换的形式入主西班牙的两家酒店，并签署了关于美国洛杉矶大都会项目的合作协议，此时其在澳大利亚悉尼投资的“绿地中心”项目已经最终敲定；11月，贵州茅台发布公告称，公司将斥资879万欧元（约合7000万元人民币）在法国巴黎购买房产，作为公司欧洲业务拓展机构；12月，复星公司以7.25亿美元（约合44亿人民币）的价格，从摩根大通手中买下第一大通曼哈顿广场。
另有消息称，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投公司）也正在与美国私募基金公司黑石集团接触，拟以6.5亿-8亿英镑（约合62亿-76亿元人民币）从后者手中购入位于伦敦西部的一处大型商业物业——奇斯威克园区。
单从悠久历史的甲级办公大楼、洛克菲勒家族两栋地标性建筑之一的第一大通曼哈顿广场收购案来看，高达60层、总面积220万平方英尺（20.4万平方米，包括地上60层、一个2.5英亩的广场以及地下5层）的第一大通曼哈顿广场，按照此次成交价格平均计算下来，楼价甚至低于大部分上海写字楼项目。
同时，企业布局国际大都市、金融中心、商业中心，从某种角度来说，也会带动企业内部人员和相关人士对海外住宅市场的投资。
从陈聪公司的调查和客户反馈来看，与之前中国客户倾向选择曼哈顿这样易出租或保值的房产不同，最近两年用于自住的购买需求明显上升。投资目标国家的多元化，表明了投资者更希望投资于一种生活方式，清洁的环境，特别是优质的教育资源对中国客户来说是难以抗拒的卖点。
“现在传统的投资热门地区，美加澳英走的都是这个路线。对于已经习惯了北京、上海高房价的中国人来说，突然发现纽约、伦敦、悉尼的房子也没那么遥不可及，与配套环境和社会资源相比，国外的房子真不算太贵。”陈聪说。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缘由之三：恐惧舌尖上的“化学实验室”
在采访中，居于“离开理由”第三位的就是近些年来风波不断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
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立从生产加工到流通消费的全程监管机制、社会共治制度和可追溯体系，健全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用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坚决治理餐桌上的污染，切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这样的“描述”让身为两个孩子母亲的赵鑫有了些宽慰，但却仍然没能阻止她申请移民的脚步。
身在成都的她在电话采访中对记者说，“这几年发生在食品、药品领域里的各种‘门’或者‘事件’太多了。每天都不用特意去搜索，电视、网络里的新闻，甚至是手机里的‘段子’，关于某某食品添加剂超标、有毒或者致癌，某某药品造假、甚至致死等的消息从没间断过。移民的主要原因就是看完新闻我什么都不敢给家人、特别是孩子吃，我也希望政府能够采取有力的措施，治理好现在这种到处是‘毒’的局面。但实际情况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打击一批又出现新的，感觉成效甚微。这样慢慢等待的日子太难过了。”
赵鑫的观点也许并非只是“个人感觉”。
在2013年“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列出了这样一组数字：201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起诉制售有毒有害食品、制售假药劣药等犯罪嫌疑人10540人，同比上升29.5%，对785起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挂牌督办。
2012年中时，最高人民法院曾公布数字称，当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共受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案件688件，比2011年全年收案量高出近70%；受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330件，接近2011年全年水平。
再往前，2011年全国法院共受理危害药品安全犯罪案件405件，是2010年的2.75倍；受理危害食品安全案件367件，是2010年的2.16倍。
从这一组组数字来看，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犯罪案件数量一直呈现大幅度上升的态势，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是执法机构加大了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力度，但为什么在从严执法的情况下，违法行为仍然屡禁不止，数量上甚至不减反增、涉及行业愈来愈多，其中更不乏行业龙头企业呢？
以近年来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聚焦的乳制品行业为例，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后，恶劣影响从三鹿公司逐渐蔓延到其他乳制品企业，蒙牛、伊利、雅士利、圣元、施恩等二十余个奶粉生产企业均涉及其中，中国乳业遭受重挫。2009年蒙牛“OMP”（造骨牛奶蛋白）争论和“乳品苯甲酸添加”又把中国乳品行业放到了“审判席”上。
在这之后，国内对牛奶检测的项目越来越多，把关越来越严，但消费者对这个行业的担忧有增无减：
2010年，甘肃、青海、吉林、湖南等地再现三聚氰胺超标的乳制品，圣元奶粉涉嫌致“性早熟”，多美滋奶粉也陷入了“疑致皮肤过敏”的负面新闻之中；2011年，仅是蒙牛一家就被查出旗下的某鲜奶产品中强致癌性物质黄曲霉毒素M1超标140%，雪糕中菌群总数和大肠菌群超标；2012年，南山5个批次的“倍慧”婴幼儿奶粉被查全部含有黄曲霉毒素M1，光明乳业先后因清洗液用碱水渗入奶制品，以及“酸败奶”事件向消费者两次道歉，蒙牛甚至发生了榆林某小学251名学生因饮用蒙牛纯牛奶（学生专用牛奶）致集体中毒的事件；2013年，四家中国境内进口商——杭州娃哈哈保健食品有限公司、杭州娃哈哈进出口有限公司、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和多美滋婴幼儿食品有限公司，进口了可能受到肉毒杆菌污染的新西兰恒天然集团产品……
这些屡见不鲜的“负面新闻”引发了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针对蜂拥而至的大陆游客购买奶粉的“限购令”。在这看似“蝴蝶效应”的连锁事件背后，是整个乳制品行业，甚至是国人整体性的悲哀。
在采访中，记者通过每个被访问者的叙述，遗憾的整理出了一系列通过食品、药品安全事件而被公众创造或者认识的“新名词”：大头娃娃、苏丹红、地沟油、瘦肉精、染色馒头、牛肉膏、毒豆芽、反式脂肪酸、甲醛毛血旺、塑化剂、毒胶囊……
一系列的新闻和事件，让很多国人熟知的知名企业，如双汇、娃哈哈、立顿、蒙牛、伊利、茅台、酒鬼酒、五粮液、汇源、农夫山泉等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机”。
“我们每天都在‘被科普’化学知识，就像生活在化学实验室中。移民就是不愿每天生活在担心和恐惧之中。”赵鑫最后感慨的对《中国民商》的记者说。或许我们不难理解他们的选择。当食品、药品这些最基本的生存必需品安全得不到保障时，没有一个人会甘愿冒着“吃遍化学元素周期表”的风险，让自己和家人的生命断送在舌尖！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缘由之四：一切为了孩子
在陈聪向记者介绍全球房价时，屡次提及一个国人并不陌生的概念——学区房。事实上，它不仅是近年来中国人选择海外置业时最为重要的考量目标，也间接反映着年青一代的中国人为什么最终选择“离开中国”的现实问题。
从陈聪的一位客户王希女士一家的经历中，我们几乎可以找到年青一代追求幸福生活的全部重点。
1975年出生的王希与丈夫相识于澳大利亚，两人都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离开国内前往澳洲读书。2001年，两人从西南威尔士大学毕业时觉得国内的工作机会更理想，于是先后回国，分别在两家排名世界500强的外企里工作。
“回国后的工作特别忙碌，我们俩经常是轮流加班和出差，压力非常大。直到2004年儿子出生后，我辞去了工作，感觉生活才稳定了起来。”但让王希没想到的是，随着孩子的日渐长大，一系列接踵而来的问题让她措手不及。
“孩子上幼儿园之前，我就听说入园难的问题。我提前将近一年的时间向一所比较好的公立园报名，竟然被告知名额已经满了。后来辗转托了很多人，才勉强挤进了这所幼儿园的亲子班，听说这样到时候也许会有希望。但我也不敢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这里，也在找其他的出路。后来果然没能成功，但儿子进了另一所幼儿园。虽然中间花了很多冤枉钱，结果还是可以接受的。”谈到这段波折的经历，王希一脸疲惫。
孩子进入幼儿园后，王希吸取了教训，立刻开始替儿子寻觅“小学”，这才发现看似公平的“免试就近入学”只是个“美丽的误会”。此刻，学区房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了。在经历了找合适的学区、卖掉原有房子、贷款买新学区房、转户口、报名、审核、面试、体检等一系列漫长到折磨人的过程后，儿子升入了海淀区某知名小学。
然而折磨却仍没有结束。由于王希夫妇平时对儿子采取“放养”态度，任其自由发展，因此在升入小学后，他们突然发现儿子班级里的孩子基本每人都有“一技傍身”——钢琴、小提琴、美术、珠心算、英语等等。有些孩子甚至在学前的课外辅导上，就将三年级以前的课程都学完了。面对儿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突发情况，王希慌了手脚。
中国父母在孩子教育方面所花费的“良苦用心”，也许在全球范围内都鲜见“对手”。然而“中国式教育”也几乎为全体国人诟病。
这些年来大学扩招、毛入学率急速上升，但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因为水涨船高，录取研究生或者就业招聘的条件也愈来愈多样，看是否名校毕业，学校是否为985或者211大学；同样是这些学校的毕业生，还要拼学分绩点、竞赛得奖、实习经历、社团工作、技能资质，甚至户籍相貌、家庭条件、社会关系等等。于是竞争越来越提前，从大学、高中、初中、小学，已经提到了幼儿园。
即便这样的竭力准备，中国的教育仍然回答不了那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更让中国的家长难以接受的是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2013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达到699万，被称作“史上最难就业季”。2014年毕业生人数更是达到创纪录的727万，连同上年度未找到工作的毕业生，预计新增就业人数可能要超过900万。
在社会企业“招工难”的情况仍然大量存在的对比下，太多的高校在不断重复生产着这个社会并不接受的“产品”，中国教育体制的弊端不容忽视。
王希看到姐姐一家因为外甥即将高考的压力闹得家无宁日、家长歇斯底里、孩子身心俱疲，想想才上小学的儿子还要面对“小升初”、中考、高考、考研、就业等一系列几近“残酷”的压力，一家人开始考虑移民
与陈聪的说法相印证的是，虽然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41.39万，比2012年增长了3.58%，这是留学人数保持两位数增幅五年后，增速首次明显回落，但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本科及以下学历就读人数增长仍然迅猛，且低龄化趋势明显。约80%的国人表示在能力许可的情况下，愿意更早的计划投资、移民或者直接将孩子送到国外上学。
在美国实施的“十万人”中美学生之间的交流计划，加拿大推行SPP计划（学生合作计划，旨在吸引更多国外学生来加拿大接受教育），以悉尼大学为首的多所澳大利亚名校承认中国高考成绩， 欧洲公立大学一律免除学费、更为学生提供600多种奖学金等利好政策的“诱惑”下，回首看看高考的独木桥和人头攒动的就业市场，一向秉持“一切为了孩子”的中国家长怎么能不心动呢？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缘由之五：追求可预期的幸福生活
英国经济学家哥尔柏曾把征税的艺术概况为：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但如今在国内，普遍流传着一种调侃的说法：征税就是“见鹅就拔毛”的过程。
前不久，李克强总理在海南询问码头工人工资时，对方回答：账面工资是8000多，包括公积金、社保、风险金等，发到手上的是4000多。面对收入被“腰斩”，网友提议将“个人所得税”改名为“工薪阶层税”。
根据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个人所得税6531亿元，比上年增长12.2%，高于绝大多数国人的工资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