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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韩国打工20年
郑先龙，从山东烟台老家到韩国已经整整20年。
2000年，郑先龙举家借债6万元，全部交给了中介之后，获得了来到韩国打工的机会。那时农村的6万元钱不是个小数目，但郑先龙觉得这个“投资”是非常值得的。
因为在韩国工作了两年之后，除去自己的开销，正好攒够了6万元可以还清债务。可当郑先龙以为终于“柳暗花明”，今后可以好好赚钱的时候，他的签证却到期了。原来，中介只给他办理了两年的临时工作签证，并且无法续签。
郑先龙立即打电话回国和中介进行交涉，毕竟中介也是烟台当地的，还属于正规机构经营了多年。他先是愤怒地质问中介，当初为什么不说清楚只有两年时间，后来几乎变成了哀求，一个山东大汉，差点就在电话那端对着一个19岁的客服小姑娘哭了出来。
“那我这两年不是给你们中介打工了么？我这么费劲去韩国做啥呢？”郑先龙说，“你们必须给我一个说法，不然我回国也要去你们那里闹的”。于是在中介的协调下，郑先龙和韩国工厂的老板进行了协商，老板答应帮他去把临时工作签证延期一年，在这一年期间再帮他申请长期的工作签证。
为了回报老板的帮助，郑先龙努力干活，并在业余时间努力学习韩语，老板还鼓励他去读夜校，这样在申请长期签证的时候，还会有优势。于是，郑先龙开启了“勤工俭学”模式，没想到这个只有高中学历的青年，用这种方式当了回留学生。
“我只能说特别幸运，碰到了愿意帮你的人，不然，我很可能会被遣返回国”。郑先龙说。
许多被中介“骗”到韩国的中国人，在签证到期之后，只能选择“黑”下来。在早些年，韩国因为底层劳动力缺乏，也对这种“黑工”睁一眼闭一眼，查得不是很严格，但每隔一段时间总会听到有中国黑工被遣返的事情，到时候不仅要去蹲14天的“小黑屋”，还要被遣返回国，这辈子没可能去韩国打工了。
这些人当中有许多是借了钱出国的，被遣返后连借款都还不上，对于本不富裕的家庭，无疑是雪上加霜。
而且更关键的一点是，在成为“黑工”之后，基本很难去申请正规的韩国居留签证了，更不要说像郑先龙那样，通过工作合法的留在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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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山东人的韩国梦
像郑先龙这样在韩国奋斗的山东人，还有许多。目前韩国近80万华人群体里，有90%来自山东。山东不仅每年向韩国出口20万吨的泡菜，把韩国泡菜的价格打下来，还曾经长期向韩国输出人力。
在清朝末年，山东战乱不断，大批的山东人从山东半岛乘船越黄海，登陆仁川、釜山和当时的汉城，登陆后，就在当地经营农业、饮食业和建筑业。
这成为了山东人移民韩国的第一波浪潮。经过了几代人的沉淀和融入，这些山东人的后代基本都融入了韩国，目前，韩国国民里姓姜、孟、闵、卢都是来自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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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韩国基本上所有的姓氏也都是来自中国，要不是中国古人给他们姓氏，他们在过去的数千年里估计要么就叫狗剩、柱子什么的，要么就像日本人那样生在哪里就姓啥，比如渡边、松下……
2000年韩国前总统卢泰愚，还曾经跑到山东来祭祖寻根，并称自己的祖先是姜子牙……哥，你不是姓卢吗？
这第一波的华人移民对韩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韩国的白菜就是华人开始种植的，在此之前，韩国泡菜里只有萝卜和咸菜。华人也很快成为了朝鲜半岛上的富裕阶层，那时还没有韩国。1920-1930年代在朝鲜半岛纳税最多的人就是华商，1940-1950年代韩国贸易额最多的第一名也是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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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情况在60年代之后基本就消失了。
大规模的排华运动在韩国开展，1961年，被韩国人视为现代化之父的前韩国总统朴正熙，也就是朴槿惠她爸爸，为了发展韩国经济，开始实施“不欢迎华侨政策”。对华人经济的限制变本加厉。为保护当地人的企业，针对华人设立外资限额，禁止华人从事房地产、外贸等多项行业。
自此，华人的发展在韩国遭遇了20多年的低谷，大批华人离开了韩国，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随着韩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汉江奇迹”的出现，对于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大，中国人开始赴韩打工。一开始，去的都是中国的朝鲜族，零零散散有几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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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2月，韩国开始实行“外国人产业研修制度”。中国作为输出研修生的国家之一，开始向韩国输出劳务，汉族等中国劳动者开始加入在韩打工者的行列。
到了90年代末期以后，除了研修生以外，以商务考察、旅游观光甚至偷渡等形式入境的中国人也逐渐增多，中国打工者遂成为韩国外国劳动者中的最多数。据韩国法务部统计，2002年，在韩国长、短期滞留的中国人为223410名，其中非法滞留者149346名，有一大半的在韩中国人都是“黑”下来的。
世人匆匆忙忙，不过为碎银几两。之所以这么多中国人要去韩国打黑工，都是因为韩国的工资高。像郑先龙在韩国工作了20年，现在每月收入折合人民币3万元以上，而普通的中国工人，刚来的时候，每月工资也能过万。
在中国互联网上早已“人人月薪过万”的时代，还有一些中国人的工资没有达到这个平均数，只有去韩国打工，才不至于拖大家的后腿。
而在韩国，中国打工者，尤其是“黑工”，赚得可真是辛苦钱。在韩国有所谓的“3D”工作，即“脏(Dirty)、累(Difficult)、险(Dangerous)”，都是韩国人不愿意做的工作。
在韩国他们又因为语言不通，业余时间也只能在宿舍里度过，而为了能够存到钱，许多中国工人经常以泡面、泡菜充饥，还经常受到黑心老板的压榨，克扣工资、强迫加班的事情时有出现，郑先龙曾经为了多赚钱去找过兼职，结果人家要押3个月工资，以防工人离职。郑先龙没有接受这份工作，而那个工厂里有许多中国同胞，接受着这样的压榨。
3、
做不了韩国人，
也回不去中国
“幸运”，是郑先龙经常挂在嘴边的词。靠着打工的积蓄，郑先龙在首尔买了一套公寓，把家人接到了韩国生活。尽管他的工作还是非常辛苦，因为工作地点在离首尔公寓100多公里的地方，所以他只能每个周末驱车往返两地，平时都住在宿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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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随着年岁的增长，郑先龙也有了“中年危机”。他到现在，依然没有拿到正式的韩国身份证，而是拿着以“F”开头的长期居留签证。虽然韩国政府早就改变了过去的“排华政策”，但是对于华人依然很少给予正式的国民身份。
与其他来到韩国赚几年钱就要回老家的华人不同，郑先龙是在韩国生活了20年华侨，他对韩国的感情不是其他华人可以相比的。在前几年“萨德事件”的时候，中韩两国的关系非常紧张，中国民间的反韩情绪高涨，这让郑先龙感到非常难受。
有时候，他会非常没有归属感，即做不了韩国人，也回不去中国。
郑先龙也曾经想过回山东老家，用这些年的积蓄去做点小生意，开个韩国料理店什么的，但好几次回家考察之后，都让他打消了念头。
他，实在是离家太久了，早已习惯了韩国朝九晚五的生活，对家乡的生活节奏完全无法适应。
他也看到了那些在韩国赚了几年钱，然后回去的朋友。
这些人过得也不是很好，大多在头几年就会把辛苦赚来的钱花掉，亲戚朋友们听说是从韩国回来的，都会过来借点钱，碍于面子又不能不给。尤其是在农村，攀比风气盛行，许多人几年的辛苦，就为了家里的房子能够装修得比邻居家的漂亮。还有的缺乏基本的投资经验，把钱拿去民间放贷，结果血本无归。
花完了钱，这些人只好又走上老路，人到中年，还要去吃国外打工的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