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国外交思维：道义现实主义或是道义理想主义
中国的国际行为遵循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理念，抑或中国在外交活动中秉承着意什么样的精神宗旨？阎学通提出饶有新意的“道义现实主义”概念，以此定位中国的国际行为价值基准。道义现实主义关切的核心问题是“崛起国是如何取代现行寰球主导国的地位的，即‘寰球权力中心’转移的原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对于上述问题给出的核心解释是：崛起国的成功在于其政治领导力强于现行寰球主导国”。为此，他在国际理论上确证，国际行动中道义的可以是现实，现实的必须基于道义原则，中国古人所谓“以身作则”堪为佐证。一方面，道义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是国家利益的最主要部分，它是国家外交政策要实现的目标。这些利益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和文化四大类。在国际政治领域，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国际组织投票权、外空开发权是国家利益的主要指标。同时，实力是界定国家利益的基础，也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实力由国家的物质与非物质力量构成，分为政治、文化、军事和经济四类。政治是操作性实力，其余三者是资源性实力。在国际政治中，无论一个国家怎么想捍卫权力、提升实力，都遵循着低层次上诸如遵守盟约、不斩使节、偿还债务、礼遇首脑等道义标准，在高层次上以诚信、权威、信誉等道义认受确立国际领导权。循此思路，阎学通指出，在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能否形成替代关系，关键在于在国际政治中秉持王道、霸道还是强权。“强权国遵循实力规范，即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原则；王权国遵循道义规范，即其行为符合当时道义规则；霸权国遵循双重标准规范，即对盟友实行道义规范，对敌国实行丛林法则。”显然，在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视野中，中国传统色彩甚浓的王道政治，正是符合其价值设定的国际领导权形式。
在现代国际政治理论的脉络中，阎学通所论是自洽的，也能够得到国际政治的经验支持。基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自身脉络，离析出现实主义的实力因素与道义因素，并且给予双关性阐释，确实将国际政治领导权更迭的理论内涵揭示了出来。霸道与强权，确实是无法赢得国际认同的领导进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尚书·洪范》）王道的国际政治模式，才足以让一个国家富有权威和认同地行使国际领导权。但在当代中国独特的国际政治行动中，阎学通的解释可能会遭遇一些经验和理论上的挑战。首先，在理论上讲，道义原则必定是理想主义的，现实原则肯定是实力型的。如果将理想主义原则贯穿到底，那就不仅没有现实主义的实力强弱判断的立足之地，也没有基于利益考量的任何必要。正谊为谋利，明道为计功，这就是将道义工具化。如此一来，道义现实主义无法应对人们对其发出的以道义为名，以谋利为实的逻辑悖反的挑战。其次，在实际的国际政治行动中，实力原则既然是首要的现实主义原则，那么道义原则就只是一个行为修饰方式。唯其如是，实力原则才能贯穿到底。反之亦然。道义既成原则，就应当无视或轻视实力的增减结果，如此才能保持道义原则的一贯。两种不同的逻辑，是无法随意打通互用的。再次，在行动逻辑上，秉持道义的实力追求，可以说是人类所有行为中，连接动机与效果的理想境界。在现实状态下，凡是秉持道义原则的行动，在结果上就是利益付出或实力受损。因为只有仗义疏财，才能证明主导行动的一方是具有真正的道义感的；只有实力受损，也才能证明主导行动的一方是为增进另一方的实力或收益。这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利益是一个定数，而不是一个变数的定势所决定的事情。即便是双方或多方发生关联，从总体上增进了物质利益总量，那也有一个按照何种比例分配的问题。主导双方或多方行动的那一方，如果通过这种关系获得了增进利益的较大份额，也可以说就此增强了自己的实力，那么，它自己认定其行为的道义动机就会受到质疑，而谋利的实际意图就会曝露在关系对象面前。这从中国传统的王道政治理想乃“博施济众、老安少怀”上可以得到印证，也可以从霸道政治怀仁义、崇机巧、实农业、重兵戎的特点得到认知。前者为的是让人心服，后者明显相信以力服人。此如孟子分析的王霸之道，具有根本性差异。“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这一区分，可以说是理想类型的划分。但在实际对应上，也具有区分道义与实力两种政治形态的指引功用。两种类型的相斥性，显而易见。
中国的外交思维可以“道义理想主义”命名。所谓道义理想主义，有两个构成界面。一是古代构成界面。在古代，道义完全是基于单方面的理想主义动机，比如“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在政治建构上，基于自我道德动机建立且不追求实力、而寻求“来者悦”的政治体，以均富和安适让人心悦诚服。“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述而》）而在中国古代实际政治运行中，以五服制度、天下体系建构的中国古代“国际”政治逻辑，通过文野设定来建构寰球秩序，被卷入天下体系的国家，都是文明程度不如中国的蛮性国家。因此，中国是他们的文明提升者、利益输出者、危难拯救者。至于被纳入天下体系的其他古代国家做何反应，不是这一体系设计者需要考虑的问题。赵汀阳认为，中国的天下体系是一个“漩涡模式”，中国按照自己的运作模式旋转，别国是主动卷进来的，中国并没有征服这些国家，但中国却以和平方式处于不停的扩展状态。这样的断定，自然是中国自身基于自我高尚动机的“夫子自道”。论断者对天下体系时代朝贡国家的感受是不加考虑的。即便朝贡体系中的国家将中国视为侵略者，辩护者也不改将其认作道义理想主义的国际秩序设计方案。
二是现代构成界面。在现代国际政治中，几乎没有国家以提升自己的道义境界，而以别国感动的方式让其钦服的。国际政治中的霸道，总是以主动出击而寻求实力增长的，几乎无法见到提高文明道德水准而让别国认同的。这是政治中古今逻辑一致性的表现，也是政治之为政治的本质属性体现。古今政治之迥然异趣的地方，不在以反政治的道德方式解决政治问题，而在以制度约束的方式降低冲突的可能。这样的制度建构，因为符合双方或多方的利益诉求，而在道德上显得可以接受。这是现实主义的外交思维贯通性地审查外交活动，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但道义理想主义在国际政治中趋之若鹜的追求国家实力的大局中，是否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位置呢？回答是肯定的。原因则简单而明了：它在高阶地位上具有提挈国际政治价值的作用，以此约束无规则的国家间竞争，而不至于让国际政治成为丛林规则肆虐之地。即便是占据国际强权地位的国家、全力争夺国际霸权地位的新兴国家，即便为国家功利所驱使，但也总是会以道义理想主义正当化自己的行动。此时，道义取向与现实诉求，构成两种不同的逻辑，不在同一层次相互贯通。
道义理想主义以动人心魄、感人肺腑的道义感奠基。道义感可以有一种力量感，尤其是在国家社会强弱分明的情况下，在实力上不足以制衡强者的弱者方面，以道义谴责前者的霸凌或侵夺，总是在道德上站得住脚的。同时，在激起弱者反抗强者，争取弱者当有的道德权利，以及相应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权利上，也确实有激励弱者斗志、指引前行方向、凝聚群体力量的功能。毛泽东以此激发处在弱势的中国挑战帝、修、反，以此在中、美、苏瘸脚关系中开辟中美外交的新局，证明了不靠实力支撑的道义理想主义，是可以在国际政治中发挥某些实际功用的。站在道义理想主义的高度上，让人认定自己站在实质正义的确实高度上，因此做什么都是深有其理、无可厚非的。道义理想主义代表的是善的力量，特别现实主义代表的是恶的力量。如果将国际政治视为善恶的对决之局，那就更是容易激发人们内心深处的道义理想主义认同感，让其具有实力政治所难以具有的道德号召力与力量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不少案例，是国际政治中双方实力构成悬殊情况下，依靠道义力量胜过对手的事实支撑。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外交思维没有出现过结构性的变化，道义理想主义是一以贯之的外交核心理念。对此人们会质疑，在文革中毛泽东适时对中美关系做出的惊天突破，难道不是现实主义的外交思维驱使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较大得益者，难道不是现实主义的外交思维促成的后果？对此，完全可以承认，这都是现实主义外交思维的行动果实。但这并不等于有理由说中国的外交思维模式就是现实主义的。一时一事上的现实主义外交行动，可以是在现实主义的外交考虑下做出的决断。但外交思维模式不是应对一时一事而可以生成的，它依赖于长久积累的外交经验、历史记忆、价值积淀，不断累积而成一个自我维续、高度稳定的思维模式。因此，它也确实不会被轻易撼动。因为中国外交的道义理想主义思维模式，是建立在千古深厚的道德理想主义价值根基之上的，是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念和价值信念所支撑起来的。只要这两个条件没有结构性改变，那么，中国的道义理想主义外交思维就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
（未完待续，文章来源：《党政研究》202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