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19世纪的“世纪病”和“世界病”，霍乱绝不只是19世纪重大事件中的一个点缀和配角，而是在19世纪的历史舞台上进行了扣人心弦的可怕演出。
其中，霍乱在英国的四次露面让英国人历久难忘。它犹如一个闯入英国的不速之客，不但打乱了英国人固有的生活步调，还将英国社会与环境中不为人所关注的一面呈现在英国人面前，成为推动英国进行社会改革和环境污染治理的“催化剂”。
与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英国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饱受霍乱之苦，对如何预防霍乱、如何治疗霍乱也经历了一个从惊慌失措到逐渐摸索的过程。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英国人最早发现霍乱通过饮用水传播，找到了预防霍乱传播的关键，进而通过治理河流污染、改善供水较早摆脱霍乱之苦。故而，19世纪末当其他国家仍不时遭受霍乱侵扰时，英国得以幸免。
除了从医学上继续研究霍乱疫苗外，了解历史上有效预防霍乱的经验也是对付霍乱的一个重要手段。故而，探究19世纪英国的霍乱防治历程，既有助于了解英国霍乱防治的经验教训，又可以作为应对环境问题、提升环境意识的一个渠道，加深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认识与理解，为我国正确认识和处理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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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恶臭”：水污染，英国霍乱之源
1849年麻醉师约翰·斯诺已经发现霍乱传播的奥秘，即通过含有霍乱病菌的饮用水传播，证实供水污染、水源污染与霍乱传播的内在关系，为霍乱防治提供了良方。尽管他的观点在很长时间里没有被社会所接受，但供水状况和水源污染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要求改革和治理，为随后的水污染治理奠定基础，也为成功防治霍乱提供有力证据。
1845年8月，伦敦出现小范围的霍乱疫情后，斯诺加入霍乱研究的队伍之中，试图通过对饮用水的分析找到霍乱传播的蛛丝马迹。剑桥区布罗德街的街角处有一口水井，住在附近的几百户居民都从这里汲水，斯诺抽取了水样，发现水里有米粒状的颗粒物，那显然是霍乱患者的排泄物。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斯诺发现离水井不远的居民不断有人染上霍乱而死亡，4天内死亡344人。而这口水井旁的一家啤酒厂的工人却无一人感染霍乱，因为该厂的工人饮用免费的啤酒，或从自己工厂的水井汲水，从未从公共水井取水。这使斯诺注意到霍乱与饮用水的来源有关，他建议市政当局关闭这口水井。当斯诺的建议得到采纳后，霍乱很快就在这个地区销声匿迹了。这就是著名的“布罗德实验”，它有力地证明了霍乱与饮用水的关系。
饮用水为什么会传播霍乱？水中的霍乱病毒来自哪儿？斯诺把原因归咎于霍乱病人的排泄物。霍乱病人的排泄物又是如何进入健康者体内的呢？斯诺研究后发现，霍乱患者的排泄物进入居民的饮用水源，健康者饮用了含有霍乱患者排泄物的水后就会感染霍乱。
通过霍乱—下水道—河流—供水这样的顺藤摸瓜，斯诺找到了霍乱与饮用水、河水之间的关联。河流不但是饮用水的来源，还成为霍乱传播的天然温床。在考察了英国各地的河流状况后，斯诺认为，来源于潮汐河流的水总体上是不好的，这就是泰晤士河、亨伯河、泰恩河、内斯河、特伦特河和克莱德河在1854年霍乱期间成了霍乱病菌传播媒介的症结所在。
根据斯诺的分析，一些供水公司提供的日常用水含有霍乱病菌，成为霍乱传播的重要途径。那么，这些供水公司的水来自何处？如果不使用供水公司的水，是否会感染霍乱？事实上，不管是穷人使用的井水和河水，还是富人使用的供水公司供水，其水源都来自附近的河流。河流不但是众多人口的生活用水水源，也是下水道的天然排水处。日积月累之下，河流污染的状况触目惊心，成为霍乱滋生的最佳场所。
除供水公司外，19世纪英国人的日常用水还来自井水、河水等免费水，这与他们的生活水平、居住地等具有密切关系。
从经济承受能力来说，能买得起供水公司水的只有社会中上层，贫穷阶层只能使用免费的水，主要来自公共蓄水池、私人和公共的水井、池塘、小溪、河流、泉水、雨水等。其中水井通常是浅表层水井，位于公共区域和私人住宅的庭院和花园中，很受欢迎，其水源是来自化粪池、屠宰场、墓地的排水。水井经常处于破败不堪的状态，“质地黏稠，气味和手感都让人厌恶”，卫生医官警告水质可疑，当地人却认为水可口、纯净。
自古以来，英国人习惯于把垃圾和污水排入河流，中世纪时代英国的某些河流已经成为天然的下水道和排水沟。12世纪时塔维斯托克的居民就把他们的垃圾扔进塔维河。当时人口稀少，垃圾也不多，再加上河流湍急，没有堵塞，垃圾随河水涌入北海，河水基本无变化。伦敦居民从很早的时代起就把垃圾投入舰队河，并视之为当然。
16世纪末约翰·斯托报告说舰队河最后一次彻底地清理污染是在1502年；再往后的一次清理是在1598年，也没能改善状况。到这时，这条河流变得比以前更为恶臭和拥塞。
工业革命后，尤其是利用水力作为动力的制造业兴起后，英国人口和工业日渐集中在河流两岸，增加了河水的利用和河岸的垃圾，致使河流被污染。
许多沿河居住的穷人直接从河流中取水，泰晤士河成为伦敦穷人天然的大水库。1848年7月24日《泰晤士报》的一篇文章认为：“大约800家贫穷家庭居住在这个临时窝棚里，水靠管子获得，也没有蓄水池，当人们被迫把容器装满时，不足以支撑到下次水再来。”这地区人口稠密，工厂工人和各类商业承办人大约8个人住在一间房间，没有流动的水，厕所和化粪池四溢，附近也没有抽水马桶。整个地区也没有充足的下水道处理系统和工业垃圾、生活垃圾的处理系统。下水道排列在街道上，流入泰晤士河。街上由手摇泵供应的流动的水来自泰晤士河，供应也不定时。
1850年《庞奇》刊发了一幅图片，形象地说明伦敦的一滴水在显微镜下的真实样子——各种病菌的大集合。
这样的水作为饮用水，不可避免地成为疾病丛生的温床。在1848—1849年、1853—1854年和1866年霍乱暴发时期，伦敦霍乱死亡率比英格兰其他地方和威尔士的高，尤其是1853—1854年。
治理水污染：从“谁污染，谁治理”到《河流污染防治法》出台
1866年后英国基本消除了霍乱（零星的霍乱病例除外），这与英国人采取了正确的霍乱预防措施密不可分。从斯诺的霍乱传播理论可知，预防霍乱的关键是治理水污染，包括使污染的河水成为无害的、可饮用的水源以及改善供水公司的水质等方面。为此，英国议会出台相关立法治理河流污染，各地也进行供水改革，在霍乱防治中起到积极而有效的作用。
“谁污染，谁治理”合理吗？对于那些积极主张治理河流污染的集团和个人而言，如何治理河流污染是一个更为棘手的课题。
“谁污染，谁治理”是当时比较盛行的污染治理原则，暗含两层意思，一是污染是地方的事情，而非国家的事情，应该由地方来治理，中央政府不能侵犯地方的自治，而没有污染的地方可以置身事外；二是污染治理的费用由被污染的地方负责，其他地方无须为它们买单。
这个原则看似公平合理，实际上却存在很大的漏洞。第一，如果只由地方负责本地的污染治理，“各人自扫门前雪”，一个最简单的结果是各地纷纷转嫁污染；更何况，有些地方的污染并非一地造成的，直接或间接受到其他地方的污染影响，这样造成间接污染的情况应该如何处理？以危害周围地区为代价的污染治理应该怎么处理？遭受“池鱼之殃”的地方由谁负责？第二，既然一地的污染并非一地种下的恶果，而是多方“协作”的结果，那么，治理污染的费用也就应该由中央统一负责，各地均摊。
围绕“谁污染，谁治理”，尤其是泰晤士河污染治理与花费问题，各地与伦敦、城市与农村展开了激烈的权责之争。
另一个问题也浮出水面：在河流污染治理过程中，是坚持自由放任，还是奉行国家干预？国家有没有权力干涉私人和地方事务？
就当时的治国理念来说，自由放任也是这一时期英国政党施政方针的主流。伦敦有大约300个管理机关——相互“倾轧、龃龉、不科学、运转不灵而且所费不赀”。他们不愿意因污染问题而影响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在1860年代以后英国的发展速度放慢的情况下。
然而，污染的日渐严重又使政府不能袖手旁观。政府官员意识到污染的危害，又不愿意因限制污水排放而影响工业发展的速度和效益，为此不得不权衡利弊，慎之又慎。面对部分民众要求治理河流污染的呼声，各个政党又不得不为了捞取选票而调整执政纲领。
英国议会做出种种努力，试图通过立法使河流恢复到它们的自然纯洁状态，并于1876年颁布《河流污染防治法》，该法案由六部分二十二条款组成。其导言认为这个法案是进一步防止河流污染的权宜之计，目的是防止“新的污染源”的产生。
法案第一部分是关于固体物质的规定。“任何工厂、工业生产过程或者采石场的固体废弃物，或者任何垃圾或煤渣，或者任何其他腐臭的固体物质，排入河流中，或者污染了河水，都被视为违反本法。”
“任何人排泄或者故意纵容排泄任何固体或者液体污水进入河流，都被视为违反本法。”第三部分的条款适用于制造业和采矿业的污染。向河流排入“来自任何工厂和制造业过程的有毒、有害或有污染性的液体”、“来自矿山的有毒、有害或有污染性的液体物质流入河流”等行为都违法；但是，如果工厂、矿山使用了“最切实可行的方法对污染物质进行了无害处理”，那么，这些行为就不属于违法行为。
第四部分涉及法律和法律诉讼的执行。第五部分明确指出该法适用于苏格兰，并根据不同的情况做了适当的修改，即由郡治安法院取代英国郡法院。第六部分规定该法也适用于爱尔兰。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这部法规匆匆被通过，各项条款也存在很大的漏洞和弹性空间。它在支持者一方没有激起热烈的欢迎和乐观的态度，反而有几分失落。莱昂·普莱费尔认为该法“为公众的利益是如此之少，为污染者的利益是如此之多”，是不折不扣的“制造业者之法”。一位议员认为该法读起来就像注定无效的一个预言：“他们考虑到制造业利益的巨大好处——人们靠这些企业糊口——不应该视而不见，甚至比河流的纯净更具有国家重要性。”几乎没有几份请愿书主动支持该法，随后几年内往往被斥为一项失败的举措。报刊的态度大不相同。《利物浦信使报》认为它是一部增进人民卫生和舒适的可行立法。
虽然这部法案在条款、执行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但它毕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防治河流污染的国家立法，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水环境保护法规。这部法律开启了近代史上对河流污染这一棘手问题进行立法规范的先河。
尾声
1866年后，随着河流污染治理和供水改革的不断进展，水源和供水对霍乱的影响也逐渐减弱，霍乱在英国仅零星出现，病例不多，基本上没有造成影响。约翰·西蒙记录了1872年霍乱的患病数量：伦敦3例，利物浦2例，南汉普顿1例，斯旺西至多1例。
19世纪欧洲最后一次严重的霍乱出现在1892年春，巴黎和俄国成为中心，随后从这两个中心向全欧洲传播，汉堡在8月中旬到9月中旬的一个月内出现16 956起病例，其中8 605人死亡。英国在8月25日至10月18日之间出现19起病例，只出现在港口，没有传播到内地。
1892年枢密院医学部对港口和海岸卫生状况进行了一次随机调查， 60个港口中只有1/3配备令人满意和有效的卫生机构，但55个港口的医学设施都令人满意，伦敦、布里斯托尔等地的医学设备完善，卫生医官也尽职尽责。
此时英国在城市卫生、住房、供水、河流等方面也都得到明显的改善，在医学监督、社会改造、环境治理诸方面有效遏制了霍乱的频发。当欧洲大陆再次遭受霍乱肆虐之苦时，英国基本上免于此难。
（信息来源：毛丽霞著《从隔离病人到治理环境》，本文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