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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 | 从过去70年到未来30年:中国经济的逻辑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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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14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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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站在历史的节点上,我们回顾过去7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经验和启示,是为了走好未来的路。未来30年,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环境、更高的挑战。

     

    挑战和机遇共存,虽然眼下中国经济正面临一些大大小小的压力,但是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中的小问题,并非不能解决。长期来看,只要继续坚持开放创新,继续发挥市场作用,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至于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学者,以及我们每一位普通人,用短期和长期不同的眼光来看,能做的事情还很多。但说到底,还是要把目光放远,才知道中国经济底气何在。

     

    中国70年经济发展经验值得全球发展中国家借鉴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发展历程,是一个后发国家迈向现代化的成功案例。

     

    这70年,我们基本上可以分成两段,前30年,中国在普及基础教育、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妇女解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些都为日后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30年,中国建立起了工业基础,也培养了很多的人才,在空间技术、航天技术、导弹技术等领域,走到世界前列,今天我们在这些领域的优势,也都与那30年的积累有关。

     

    但我们还是要看到,经济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新中国前30年很多的成就是一两代人靠勒紧裤腰带换来的。这种闭门式的自主创新代价过于昂贵,同时也留下了一些惨痛的教训,比如“大跃进”。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教训。

     

    回顾过去70年历程,改革开放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浓墨重彩的一笔,40年前开启的这场改革,正是因为以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为重,相关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主要是以国家的长远经济发展为导向,因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

     

    以对外开放为例。中国对外开放从沿海起步,由点到面逐步展开、由东向西渐次推进。虽然从短期看,内地和沿海的经济差距因此有所拉大,但从长期看,这些政策对中国经济的腾飞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通过对外开放,中国获得了更多推动发展所必需的资金、技术、资源、市场、人才,丰富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不断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总的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党和政府自主的选择,也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节奏展开的。尽管中国这一发展道路不一定能够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复制,但是提高国内生产能力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能力的做法,却是每个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和学习的。

     

    至于中国经济体量的增长,变化最大的还要说是过去10年。2008年,中国GDP总量为3.37万亿美元,是美国的四分之一、日本的三分之二,但是到了2018年,中国的GDP总量已达13万亿美元,已经是日本的2.4倍,是美国的三分之二。

     

    为什么中国能够取得这样突飞猛进的发展成就?我认为最重要的经验有三点:

     

    第一条经验就是中国坚持对世界开放,主动融入世界。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多年积蓄的力量井喷式地爆发出来。

     

    第二个经验是让市场起作用,中国过去40年的成功,绝对是因为我们产生了更多的市场。因为开放发展,有了市场,有了需求,就更有发展的动力,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在中国,政府与市场应该保持何种关系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历史经验证明,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个国家总是在“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之间取得平衡。

     

    这些年来,我们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断地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最终走出了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同时又具有世界意义的发展道路。

     

    第三个重要的经验就是,要有公开的讨论。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内持续一个月的讨论,最后形成共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讨论,才能够凝聚出共识。之后,不论是1990年代的国企改革,还是中国“入世”谈判,其间都有非常深入的讨论。这些公开的讨论,最后让老百姓也知道,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要“入世”,对我们凝聚共识、认清形势、少犯错误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通过金融创新,恢复“血液输送”,把信心提振起来

     

    2019年,是中国经济发展备感压力的一年,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就要走“下坡路”。对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的金融、产业等政策的观察和反思,可以帮我们找回信心、找到提振经济的方法。

     

    首先是金融方面。从2012年到2016年,政府机构通过去产能、去库存等一系列措施,将中国经济从周期性的低谷中拉回。在这个基础上,出台了资管新政。

     

    资管新政的目标是“去杠杆”。“去杠杆”的初衷和方向当然是对的。但是人们却发现,在“去杠杆”的过程中,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有所下降,但是一些民营企业因为负债变多,杠杆率反而更高了。

     

    从去年起,经济开始渐趋紧张。在我看来,原因在于“去杠杆”太猛、太快、太严厉。

     

    “去杠杆”目标在于控制风险和打击金融诈骗等。具体的举措主要包括两个内容:第一,银行表外业务转入表内,资管业务从银行剥离;第二,整顿资金池,清理通道。然而这两方面的措施同时导致了不太好的结果,即切断了银行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非常重要的通道。

     

    特别是在经济大环境不太好的情况下,“去杠杆”让流动的资金量减少,也令大家的预期变坏,甚至有时候,银行主动要给企业贷款,企业都不敢要,这是因为他们对未来发展和扩张缺少信心,担心承担更多债务。

     

    金融是一个国家整体经济的“供血器官”,如果“血液”都抽干了,或者失去了流动的通道,经济就没法去运转。我认为,监管部门应该重新考量资管新政,要在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之间重新架起“血液输送”的通道,让更多资金顺畅地流到实体经济中去。

     

    大家不难发现,我们的银行,特别是大银行,往往都不愿意给中小企业贷款,这是有原因的。首先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本来就高,而贷款需要银行付出的各种成本也多,银行自然没有动力。

     

    如何让银行的资金流到实体经济去,我们可以依靠金融创新,想出更多办法。比如说,是不是可以考虑在市场中成立一些金融公司,由它们设立一些金融产品,这些公司作为一个中介,在银行和投资项目之间架起桥梁。相比银行,这些公司对底层的资产是更清楚的,对项目的了解也更多。银行只需要给这样的金融公司投钱。投资后,银行可以实行强监管,监控资金的流向和使用。

     

    另一方面,要修复由于“去杠杆”而遭到打击的直接融资手段,如信托和委托贷款。过去,地方政府专项债可以撬动更多的民间资金,主要是通过信托和委托贷款完成的。现在信托和委托贷款的空间被压缩,地方政府的投资就失去了放大效应,致使财政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

     

    总之,要想各种办法,防止资金拥堵在某一个层级下不去,要让银行的“血液”流动起来,让整个经济运转起来。

     

    技术创新要有耐心,中国企业未来会更好

     

    最近十年,中国企业发展迅速。2008年,全球500强企业中,只有35家中国企业,到了2019年,中国企业的数量已经达到119家,已经和美国差不多。

     

    但是与此同时,我也听到有企业家发出“今年可能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这样的担忧。但是,这样的判断未免太悲观,因为过去两年是改革开放以来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面临的形势最严峻的时期。企业发展应看得更长远一些,不能老看脚下,一定要相信经济周期,要为新的周期做好自己的准备。未来一定会比现在更好。

     

    当然,经济要向好发展,世界经验告诉我们,一定要依靠市场,要坚持技术创新。

     

    有观点认为,技术创新需要依靠举国体制,举全国之力来支持。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警惕。

     

    中国发展到今天,从移动支付到人脸识别,很多领域已经越来越接近世界技术的前沿。可引进、模仿和整合的技术越来越少,比如在互联网、AI、区块链等很多领域,全球都在探索,未来的路径无人知晓,中国若要走在前列,就必须更多地依靠自主研发投入。这种情况下,就要依靠分散在市场的创新者,还有风险投资、VC、PE等。

     

    科创板的推出就是一个很好的举措。我们要给企业和投资机构一个出口,科创板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场所,但是科创板要搞好,一定要强调信息披露,可以宽进,但是一旦发现造假等问题,就要严罚。不要把科创板变成企业圈钱的地方,失去公信力。

     

    事实上,对于技术创新,我们可以看到企业是有很强的动力的,例如华为等,很多企业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主动把利润投入到技术研发、改造上面去。

     

    至于政府需要做的,就是不要过于着急,把握好产业政策的度,给企业适当的鼓励政策,如加速设备折旧等,但不能急于求成,大包大揽。

     

    创新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巨大的耐心和一定的时间;技术创新是一个慢活,必须要积累到一定地步,才会有创新。同样,通过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提振实体经济,同样也不能过于着急。

     

    让市场成为我们创新的主力、创新的主战场,这正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希望所在。

     

    面对全球竞争,中国不应该感到害怕,因为对手越强,我们能力的提升也会越快,同时我们还具有很多优势:

     

    比如,中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有工业部门中任何所需的部件、技术,就算在某些领域,技术和生产能力不足够出色,也还堪用,因而能在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竞争中保持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其次,中国的市场足够大,这意味着企业发展的前景值得期待。例如“平安保险”,这个完全立足于中国市场的企业,能在世界500强中排到第28位,为什么能发展到这种程度?就是因为中国巨大的市场摆在这儿。所以不论是国内的企业也好,外资企业也罢,都一定会看到中国市场的价值,不会轻易离开。

     

    第三,政府政策调整的速度足够快,一看到经济有下行的压力,就会有一些激励性的政策出台,保证经济平稳过渡。

     

    未来三十年,中国面临三大挑战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百年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已经提出了未来30年的战略。未来,中国面临的是一个更为复杂,变化莫测的世界。但是挑战与机遇并存,中国若要继续发展,许多地方还需谨慎面对。

     

    首先,我们要争取一个宽松的国际环境。以前中国经济的体量小,别人不太注意我们,但是现在,随着体量越来越大,如何争取一个对我们发展有利的国际环境,是一个挑战。

     

    必须要认识到,在全球化的今天,经济若要发展,是一定会有竞争的,但是要把这个竞争限制在市场的环境里,避免重新把它变成国与国之间的竞争。

     

    中国过去4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很好地把政治、地缘竞争和商业分开,我们做到了与世界各国在经济上高度融合,但是在政治上保持独立,在地缘上保持实力。

     

    今天,面对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也一样,不要让起伏不定的谈判动摇中国开放创新的基本原则。今年,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中美以及其他国家的学者针对中美贸易谈判发起了一个联合倡议。我们建议,中美在深度融合和脱钩之间,可以找到第三条道路。具体到谈判上,谈判可以分阶段进行,先搁置一些难谈的东西。一方面美国不要期待中国变得跟美国一样,另一方面脱钩对中美,对全世界来说都是灾难性的,我们只能走一个中间道路。

     

    第二个挑战是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并不在劳动力供给方面,可以预见,自动化会在未来可以替代很多劳动力。人口老龄化的真正挑战在于社保。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做的全国统筹、社保基金入市等,都是未雨绸缪。另外,延迟退休的步伐也应该加快了,可以小步快进,每年延迟半岁或一岁退休,让人们逐步接受。

     

    第三个挑战是国有企业改革。现在很多国有企业还在吃2001年到2012年高增长的老本,但是能吃几年呢?国有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也曾吃老本,但到了90年代,亏损开始集中爆发,紧接着的改革引发了剧痛。如今的国有企业,也应该把目光放得长远些,要看到未来可能面临的危机,提前规划,提前改革。

     

    混改是目前国企改革的一个方向。我们到基层去看,很多企业混改程度很深,国资占的份额很低了,一些国资并不是占有主导性的股份,不去谋求控股。我觉得混改是很好的解决方案,它能发挥国企在创新上投入大的优势,也能发挥民企将创新变现的优势,两相结合,再通过激励机制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就是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除此以外,我认为我们今天面临的很多问题,例如创新突破、教育等,其实都是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小问题,都可以通过发展来克服。

     

    面向下个一百年:中国要努力成为规则制定者

     

    中国走到今天已成为一个全球大国,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的贡献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在过去十年,世界的经济增长里面,大概有1/3都是由中国推动的;这些年,中国对外援助也增长得非常快,为很多贫困国家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另外,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脚踏实地、务实主义,也为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

     

    未来,中国应该让世界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过去,当中国经济体量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加入现成的国际体系,让其他国家接受你,就可以从中获益。但如今中国经济体量已经足够大,我们不再,也不应该只是一个规则的跟随者,可以尝试成为领导者之一。所以,如何以一个新的对外开放姿态,成为世界秩序规则的维护者,应该是我们下一步的目标。

     

    在过去,中国参与全球化、开放市场,目标非常明确,是要从世界获取资源。我们加入WTO,是因为我们要开拓产品的市场,对外资开放,是需要外国的资金,后来需要技术,这些都要从世界上获取。

     

    到今天,中国GDP总量占到美国的60%,我们每年的增长占到世界30%。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思考如何让世界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要承担起一些责任,而不再只是想着怎样更多把产品卖出去,怎么从其他国家获得更多的技术。

     

    中国到了一个参与世界规则制定的阶段。近年来,由中国倡议和发起的金砖银行、亚投行、“一带一路”等,都是在参与世界规则的重新制定。但是参与的过程中,我们是另起炉灶和美国建立一个平行体系,还是在同一个体系下参与国际秩序的重新建立,是必须面对也必须思考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更多采纳多边国际机制,这样参与国际秩序的建设会更加顺当一些。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金砖银行、亚投行和“一带一路”,而我们也要继续思考,如何把它们推向深入。

     

    有人担心,中国若想成为规则制定者,必定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警惕和防御。实际上,关键还是要看我们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要做规则制定者,就不能仅仅考虑自己的利益,而是要考虑全世界的平衡,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还要放弃一部分自己的利益诉求。根本性的利益,我们当然不能放,但有一些领域,是不是可以考虑让别的国家一起来获得经济增长的好处。

     

    比如在WTO改革中,关于发展中国家地位等问题的博弈。加入WTO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从2001年到2008年短短7年间,我们的出口增长了5倍,每年以30%的速度在增长,没有WTO就没有中国的今天,所以,中国应该作为WTO坚定的捍卫者,在WTO的框架里应该多做一些事情。

     

    “一带一路”也是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一部分,我们的初衷是帮助“一带一路”上的国家,共同发展经济,只要稳稳抓住这个核心,自然会带去更多的影响。下一步,我们应该思考如何把“一带一路”做成像亚投行那样的多边机制,让其他国家和我们一起来推动“一带一路”上国家的发展。

     

    总之,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从短期来说,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稳定信心;长期来说,中国经济韧性超过了世界上很多的国家,虽然面临一些挑战,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姚 洋: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是“金融40人”和“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本文来源:北大国发院Bi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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