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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告别受害者心态与“战狼”式爱国(2) ——现代中国应该建立怎样的世界政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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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16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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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颠转行动:重写历史与推高现实

    从沉重悲情跳跃到孤独傲慢,是国人看待世界的心态激变轨迹。之所以出现这种跳跃,是有其客观理据与主观意念的双重缘由的:从自认全面落后到中国经济总量的显著增大,不仅让国人对国家硬实力日益充满自信,也促使国人在孤傲心态下重建让人自豪的历史叙述与国际理念。

    在国家崛起的自认状态中,受硬实力迅速增长的驱动,国人必然致力于增强软实力。这样的尝试,势必引起中国国家理念引人瞩目的变化。

    这一变化,从总体上讲,是对国家如何看待世界的方式作出的结构化修正。分开来讲,有两个相倚的转变:一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叙述和文化阐释的全面颠转,这是中国重新认识世界的自我调适;二是对当代世界各国尤其是对长期示范中国的西方国家的典范性深刻质疑,并致力建构与崛起中国相匹配的新世界观。

     

    (一)全面颠转近代以来中国人自我认识的定式,构成中国人重新认识世界的第一步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人对反传统进路的明确拒斥。由悲情支撑起来的近代中国世界观,体现在历史观上就是国人的自我彻底否定。20世纪初兴起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所表白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乃伦理的觉悟”,直接将传统中国的伦理文化视为万恶之源。事事不如人的现实认衰,与精神处处缺陷的观念自损相携出场,将反传统作为现代转变的前提条件。现如今的国家崛起,鼓励论者大胆清算反传统遗产,坚定走出自我作贱的精神泥淖,抛却近代以来反传统的文化负资产,寻求与国家崛起相适应的历史连续性。

    第二,国人的历史观发生了重大转变。这是清算反传统思维的必然结果。有人开始表现出一种不再受古代史意识形态和近代史意识形态制约的历史意识。古代史意识形态认定,中国属于封建社会,相比于资本主义社会,处在绝对落后的历史阶段上;近代史意识形态确信,近代中国史是在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下奋起反抗的可歌可泣的救亡史。

    两种意识形态均设定了中国的落后,因此,只能“向西方寻找先进真理”。当今论者认为,这样的说辞与中国历史真实不符,按照西方人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来重新认识中国历史,这部历史从来都很辉煌灿烂,文明印记远比西方深厚。由此可见,中国必须建立起历史的自尊、现实的自信和未来的自许。

    第三,中国人的自我定位发生了根本扭转。在“国家崛起”背景下出现的这类论说,重新回到类似古代中国的那种自我圆足、不假外求的思路上,确信中国不仅是一个可以独立自存的国家,而且是一个自古至今承担着人类使命的伟大国度。而且相比于西方国家在宗教上形成的强烈排斥性的一神教,中国是“一个文教,多种宗教”的高级文明国家,不仅没有宗教战争,而且甚少宗教间的敌视。这对陷入宗教敌视、宗教战争与宗教恐怖主义泥淖的人类来说,不啻是一种福音。中国之拯救人类苦难的独当重任,不言自明。这样的历史书写,完全彻底改变了自近代以来中国人自我贬抑的理路,跃入一种高度自我赞扬的新境界。

     

    (二)全面颠转近代以来中国的国际观,成为国人重新看待世界的必然走势

    重构中国道义逻辑上自我肯定的传统思路,并以此为基点思考新型世界秩序,是近期相关论者表现出的一种思考世界的新方式。在这样的思路中,中国人的国际理念发生了显著变化。

    第一,拒斥建立在民族国家利益基础上的“世界”观。在论者看来,当下世界是西方国家依靠强权建立起来的,完全缺乏道义基础。一种以中国传统儒家的现代重构奠基、体现出鲜明的道义言说特征的国际秩序设计,便具有了足以显示其正当性的对立面。在这样的思路中,限度十分明显的“民族国家体系、帝国主义、霸权模式”,成为批判西方国家建构的当下世界秩序高频次使用的词汇。

    第二,致力国家道义取向的“新天下主义”建构。反思和批判西方国家建构的“世界”秩序,必须以建设性的论说作为替代方案,否则,既定的“世界”秩序还会作用于国际社会。引人关注的替代性方案之一,就是“新天下主义”。

    “新天下主义”有强弱两个版本。弱版本的天下主义是对“中国中心观”的传统天下主义的平等性修正产物,以适应平等国家的秩序建构之需;强版本的天下主义则以现代知识论证方式重审传统天下主义的理念与制度设计,强调中国传统那种内卷性的“天下”秩序的文明属性,以及这样的“世界”秩序对当今国际社会的独特意义。

    其论说包含了两个内在关联的判断。一方面,由神性化的“中国”概念引导,将中国视为超国家的“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绝对道义化存在,凸显一个绝对不征服别国、但所有国家心悦诚服的“旋涡模式”;另一方面,由“天下”体系取代“世界”秩序的设想,将旨在建构一个完美“世界”秩序的思路引向“中国的”而非“西方的”精神天地。那种足以超越以国家为单位的世界秩序、以天下(整个世界)为政治单位的共在秩序,成为论者所醉心的新型世界秩序观念。

    第三,凸显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领导作用的新使命。在悲情中确立起来的中国国际观念、世界秩序想象,总带有一种弱者印记。这种弱者思维长期塑造出“中国是先进西方的忠实学生”的观念。因此,如何到西天寻找真经,是中国面对西方国家显得异常谦逊的心理定势的强大塑造力量。在这个“世界”上,中国即使国力强盛,也无法找到令国人感到荣耀的“世界”位置。

    建构新的“天下”体系、抑或是新的“世界”体系的论说,就成为中国寻找自己崛起后的“世界”位置的必然尝试。也恰恰是在反思批判西方国家建构的“世界”体系之弊端,构想崭新的天下与世界体系之际,中国在国际社会展现的领导欲念,也愈来愈明显和为世人所熟知。

    在2016年的世界经济(达沃斯)论坛期间,中国外交部官员就明确声称,中国已经做好了领导世界的心理准备。这与中国不再扮演西方“世界”的学生或尾随者角色的新世界角色思维,具有密切关系。

    将悲情世界观与孤傲世界观两相比较可以发现,在两个端点之间,中国已经豁然诞生了全然不同于“被动挨打”时期的国家观与国际观,这一新生的国家观与国际观内涵的世界秩序理念,已经凸显了崛起的中国建构新的“世界”秩序的豪情。

     

    过渡时代中国世界观的理性根基

    从看待世界的悲情跳跃到审视世界的孤傲,中国的世界观真可以说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自近代以来生成的这两种中国的世界观,自然都有其客观支撑的理由,也都各自形成了相应的学理阐释理路。但稍加思量,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出,中国在观察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时候,最缺乏的,恰恰是最需要的理性精神。

    无论是以悲情看待世界,还是以孤傲审视世界,都是以一种情绪化的方式主导中国对世界的观察与认知,因此,也都是将国家的情绪反应作为处理国际事务的心理基础。

    这是一种非常单纯的国际关系的道义逻辑思维。

    以道义逻辑引导一个国家处理国际关系,常常会误导这个国家——不仅让这个国家很难妥善处理国家之间的交往、冲突和妥协等国际事务,而且让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很难得到周全保障,进而让国家处在随时可能出现的风险中心,既缺乏真诚的朋友,也缺乏按规出牌的敌人,结果就使这个国家活在虚幻编织起来的国际空间中。

    在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客观规则的优先性、依据权势界定的利益和利益的变易性、道义与政治的紧张、国家道德意愿无法支配世界、政治领域的独立性受到关联性阐释,都让国家处在国际政治的现实环境中,以求深刻认知国际政治和妥善处理国际关系。一个国家理性地看待世界,需要这种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思维。而一个国家受情绪主导的世界观,既不可能是理性的世界观,也不可能是帮助这个国家恰当处置国家事务的行动指南。

    中国需要走出从悲情到孤傲两极跳跃的观察世界定势,以求确立理性观察世界、形成国家理性的世界观,从而理智地处理国际事务,寻求有利于促进国家长期发展的优良国际环境。为此,抑制随时可能爆发的、执意谴责西方国家侵略,道义化地为自己辩护的悲情,便成为国家理性发育生长的前提条件。与此相关,克制因国家崛起而野蛮生长的孤傲情绪,友善地与世界各国相处,寻求国家间交往的双赢与多赢,中国才能华丽转身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常成员。

    国家理性的生长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国家理性当然不是德国版本的目的性国家的权力理性,而是英美式版本的、由社会限定的国家正常判断自身处境与恰当处理国家和国际事务的行动理性。

    国家理性不可能自然而然地成长壮大,也不可能对国家行动尤其是国家权力行动自动发挥理性化的主导作用。国家理性依赖于一个国家的权力体系的健全规划,国家与社会的健康互动,国家正常的妥协性行动习性,官民双方权衡利弊、择善而从的政治行动能力,国家内部治理的经验及周全处理国际事务的技艺。这些都是悲情中的国家、孤傲待人的国度不可能具有的国家品质。只有在具备国家理性的国度中,理性的世界观才可能形成并发挥引领国家融入世界进程的能动性。

    对今天中国所处时代的判断,是中国理性立定恰当的世界观的一个历史前提。可以肯定地说,当今中国,不过是处在落后国家向先进国家转型、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消极防守国家向积极进取国家发展的过渡时期。

    一方面,中国已经决定性地走出了让人悲从中来的“被动挨打”困境,让“大国崛起”的大国内涵填充了更为扎实的内容——大国之大,不只是地域范围、人口数量意义上的大,而是经济总量、国家实力意义上的大;另一方面,中国远够不上发达国家的水准,中国还只是一个大而不强的国家。

    GDP总量的急速增长,让中国在世界经济总量的占比明显提高,也让世界对中国的重视程度大幅攀升,但在科技创新引领国家发展的时代,中国创新能力的世界排位还很低,远不足以引领世界的发展。

    当下中国要想领导世界,取决于中国所处的这个过渡时期及其跃升为强国之列的漫漫前程,中国还必须务实地处理国家事务,以期实现国家稳定、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更多练习、逐渐积累处理国际事务的经验。这就注定了中国必须以一种理性的世界观来衡量自己、评价别人。

    由于处理好中国自己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国内事务构成中国恰当处理好国际事物的前提条件,因此,国人必须接受先完成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任务,然后寻求发挥更大的国际事务影响力的国家事务排序。这是需要分别看待的两个问题。

    从国内事务来讲,在经济总量继续做大的基础上,中国必须完成尝试数次且未能有效启动的深度改革任务。简单来讲,以一种现实主义的国家取向来建构国家的基本制度框架,是中国改善自己尚不健全的国家机制必需的取向。而三个基本指标,则构成衡量中国是否成功成为现代国家的标准:一是在国家基本制度机制上完成立宪民主的政治建构;二是在经济持续增长基础上实现分配正义的经济发展目标;三是国家在开放进取的宽松机制中寻求现代文化发展的结果。

    至于相关于这些目标是否可以落实的发展问题,诸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适、城市与农村的协调发展、严重的污染问题得到明显缓解、阶层集团之间矛盾显著下降等,也都在国家必须处理好的种种重大事务的清单上面。这让国家必须以主次、轻重、先后、缓急来合理排序,只有这样,才能有望将种种难题循序加以解决。

    只要中国处在持续发展的国家上升轨道,中国就绝对能够逐渐形成冷静、客观、平等、友善看待世界的崭新世界观。理性的世界观,不是功利化的世界观,也不是道义化的世界观,而是基于规则与所有其他国家打交道、谋双赢、求妥协、立契约、守信用的世界观。理性看待世界的中国,面对发达国家曾经欺凌中国的历史,可以不再为悲情所左右,而能够在国家间的现实处境中互利互惠、互争高下;面对尚且弱小、明显欠发展的国家,可以拒斥早期西方国家以殖民主义粗暴掠夺这些国家的残酷,致力争取共同发展的满意结果。

    中国理性地看待世界,需要从根本上克治革命时代遗留下来的敌我思维,不再将那种中国崛起、对手败落的二元思维作为审视世界的思维先定模式。与此同时,那种基于报复心理而形成的中国将独霸世界的观念,也必须彻底抑制。

    理性的中国是世界社会的平等成员,国家乐意与任何国家友善交往,国家寻求自己利益的举动是在既定规则和改良规则的基础上实施的。国家以其雍容大度、立意高远、着意现实的姿态,将硬实力、软实力与巧实力导入国际社会。就此而言,无论是花样翻新的“天下”论说,还是对旧有西方“世界”观的改头换面,都不足为训。

    理性的中国世界观,把中国自己看做是万国之一国,把万国视为与己平等的国度。在国际交往中,中国不把历史怨恨作为现实行动的理由,也不把现实冲突作为敌视的托词,更不把某种精神的契合看做是历久弥新的长青关系之依托。新世界的打造与维持,依赖于国家之间的立约、协商、调适,而不是国家之间的感情、对立与决裂。

    道义化的高尚情感庇护的仇视,并不是保证中国国家利益、从别国争夺来利益的有效依据,而是让中国难以跟世界各国打交道的精神障碍。中国必须学会融入国际条约体系,并以谈判、互利、妥协的理性方式,致力于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在国家之间纵横捭阖、合纵连横自然还是需要一些基本技艺,但确立相互信任的机制更为重要。只有在中国是世界的中国的条件下,世界对中国的友善容纳方才可能;这个世界,也才会给中国参与重建或优化其机制的机会。

     (注:本文首发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作者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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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10月16日 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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