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的互联网研究早于中国，并且更加注重理论和方法的积累，相比之下国内的研究则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与此同时，人类学的发展正面临一个新的研究机遇——迈向互联网领域。互联网人类学的发展不仅仅提供了一个更加具有前瞻性的学科视野，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能够整合多方资源，促成学科内部、学科之间乃至学界与商界及政府之间沟通、对话的平台。
进入21 世纪，互联网开始全面深入我们的生活。数码时代的信息社会中互联网的作用就如同工业时代中发动机对于工业的作用一样，离开了互联网我们可能就不知道怎么生活，不知道如何将自己和这个社会相链接。从学术研究来看，把互联网作为一个呈现中国社会当下发展路径或者说视角来进行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视野，同时也是一个可行的、有前景的研究领域。
虽然互联网在中国的勃兴显而易见，但是无论是大众还是学界对于互联网可能产生的影响的认识都很有限。实际上，互联网的文化建设以及对其的探查和理解要比网络监管、网络安全重要得多，创造性的网络文化很可能会进一步地拓宽人类的思维，这将是关系人类未来走向的重要领域。所以，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互联网研究成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和研究领域。中国的互联网发展是非常具有本土特色的，并且已经成为领先寰球潮流的产业。总结其近二十余年的发展，有三个特点:首先是“大而独特”。中国网民数量多，互联网巨头公司在规模和数量上已经与美国并肩寰球前列。但同时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及网民构成又与美国差异显著，电子商务占比明显，网民更年轻、更草根、更流动。其次是“快速发展”。中国互联网增长速度全球首要，并仍然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中国网民对于新的互联网应用的接纳速度快，互联网产业发展速度惊人。再次是“本土能力强”。中国互联网侧重应用驱动型创新的特点决定了其能够针对中国特色需求提供定制化的服务，快速响应市场的信号，通过微创新、改良性创新提高竞争力。
基于以上三个明显的特点，中国的互联网发展经历了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以此为基础的学术研究更加需要一种符合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中国经验”。为此，“中国互联网研究”( Chinese Internet Studies)学术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外的跨学科的学者和研究团队深入中国社会实际，讨论中国的互联网发展。本文将聚焦于互联网人类学的诸多话题，反思人类学与互联网时代的密切关联。
一、国外互联网研究综述
西方的互联网发展早于中国，其社会科学中相关的研究也有相对长的历史和传统。梳理西方的研究会发现，除了有大量的关于其本国的互联网的研究以外，发展中国家的国别研究占据了很大的比重[1]。
首要，在关注的内容方面，麦克米兰( McMillan，S．J)和黄( Hwang，J．S)通过对美国四份主流报纸和中国日报海外版的关于中国互联网的报道进行梳理后发现，英文寰球对于中国互联网的关注主要是四个方面:商业、文化、社会问题以及法律和政策走向。
关于此次文献综述的英文文章来源，借用了两个目前比较完整的收录清单，其中一个是CIＲ(Chinese Internet Ｒesearch) Bibliography，该清单收录了从1989—2013 年的关于中国互联网的英文文献，共计408篇。CIＲBibliography 搜集的文献使用的是 Pro Quest 数据库，搜索的关键词为“China AND Internet”。另一个是 Bibliography of Ｒesearch on Social Network Sites，该清单收录了近十年的关于社交网络( SNS) 的英文文献，共计 671 篇。文献综述中关于中国互联网研究的中文文献直到目前还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全面的清单，因此在文献的积累中主要还是利用CNKI知网的数据库搜索相关文章并进行分析。考虑到同西方文献中关键词ICT(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的对应，在知网中设定主题词“互联网”“交往”，并将文章发表时间限定在1989—2017年，通过搜索共计有3068篇文章，构成了此次研究的中文文献清单。
关于中国互联网的研究从1990年至今一直缺少系统性的研究方法，大部分的研究是描述性和探索性的，很少有将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同寰球发展的格局联系起来的突破。
将上述清单中的文章所属专业进行统计分析，笔者发现关于中国互联网的研究在英文文献中散布在三十余个专业中，并且专业跨度极大，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环境学到护理学。其中排名前五位的学科领域分别为传播学、商业研究、社会科学、信息研究和政治学，而社会科学中人类学和社会学在其中所占的比重相当小。关于中国互联网的研究在多学科的背景下展开本无可厚非，而且跨学科的视角更加有利于研究的丰富性和互相借鉴。然而太过于分散则不利于形成一个学术研究的共同体，从而出现学科盲区，难以理解从不同学科的视角出发提出的研究问题和理论框架。
另外，从清单文献中作者所属单位的所在地来看，作者所在的学术单位分布在相当多的国家和地区中，前几名分别为美国、中国(包括内地和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欧洲、英国，但从这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作者发文数量看，“中国互联网研究”主要还是以美国为主，甚至中国学者的发表数量还少于美国。欧洲的此类研究更是不及美国的三分之一，同时东南亚除了新加坡以外的国家都没有相关研究出现。非英语类的外文文献由于语言阅读困难并没有被纳入到此次的文献分析中，但有理由相信非英语写作的学者及其所在的学术机构也在关注中国的互联网发展，此部分的内容留待以后进一步地搜集和分析。
第三，从年度发文数量来统计，总体上看关于中国互联网研究的文章呈现持续增加的趋势。并且很明显从1997年以后，相关的研究开始快速增长，这样的研究态势符合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实际情况。中国的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就是从1997年开始的。
第四，从文章的主题进行统计分析，此部分的数据主要抽取的是文章的关键词，通过关键词判断文章所属的领域和专业。通过筛选，从大的门类来看，政治议题及社会问题构成了大部分英文文献的关注焦点，占比超过七成;与商业相关的话题占比不到两成，而剩下的一成中仅有一半讨论理论和方法。由此可见，中国互联网研究在英文的研究中多以描述和探索性为主，还并没有将其作为一种类型进行集中讨论。在排名前三名的专业领域中，商业话题的比重较小，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比重较大。
综观西方关于中国互联网的研究主题，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视角。一是，关于中国互联网的驯化(Domestication)问题。在互联网发展早期，关于中国互联网的研究大多是关于中国网民数量、网络的基础设施、中国人使用互联网的动力、电子商务的出现及其对于中国市场经济的作用、互联网的发展趋势诸如此类的研究[10]。这个时期的研究从整体上还没有将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区分开，多数的研究者还没有意识到中国未来的互联网发展速度会如此之快，因此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新的通信技术正在开始影响着国内的经济和市场，正如 Kennedy所说，以互联网作为技术支撑的电子商务在改变中国的市场经济格局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在试图规范互联网[11]。2000年以后，电子商务在中国迅速发展扩张，相关的研究也开始跟进，对于互联网及电子商务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成为一个热门话题[12]。从文化的角度出发，讨论其对国人的网络购物的形塑以及中国人网上购物前的信息搜索及购买决定的研究伴随着网络购物实践的增加也开始增多[13][14]。由于中国网民的数量每年都在快速增长，网络赋能所带来的数字鸿沟的弥合是商业研究以及社会学研究中特别关注的话题[15][16]。大部分的学者对于中国目前以及未来互联网的发展及其所能够预期带来的经济和市场的发展是持乐观和积极的态度的。
二是，关注互联网作为一种“公共领域”中的中国网民行为。中国网民与政府网络治理之间关系的研究成为一个关注点，因而“网民”这个词也开始被政治化，成为代表一个活跃在互联网上、特定群体的代名词[26]。从上述的比喻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海外中国互联网研究的另一个主题:互联网是一个能够孕育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的空间。“公共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政治过程中对于公众参与的关注。中国互联网发展到今天，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众声喧哗”，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并未成形。当我们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假设投放到互联网时，会发现这个模型在中国的互联网语境中并不适用。中国的互联网并不是一个理性地交换各自意见的场域，往往在网上互动都是秩序混乱的、互不尊重的，甚至大部分都是很随意的状态，这样的语境其实并不适合深入的意见交换和观点的阐释，因此很难就某一问题达成一致。哈贝马斯曾经说互联网是一个非正式的公共领域，在这里所有人都有高度的自主权，可以在其中表达各自的意见，然而Lovink 的研究却发现，起码自从进入到Web 2．0时代以后，以博客、论坛和评论区为代表的社交平台中充斥着嘈杂、随意而散漫的参与以及无休止的争论，这已经同传统媒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恐怕想要依靠互联网建立一种秩序井然的“公共领域”是难上加难的[22]。
总结英文文献中关于中国互联网的研究可以发现，西方学者普遍关心互联网作为一项新技术对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影响。从研究理论上，英文文献中很明显地带有技术决定论的理论预设，因此多数的研究都在讨论互联网作为一项西方的技术中国如何接受并更多地被这种技术影响和改造。社会建构论和社会决定论的视角在此部分的研究中一直是缺失的，这也与人类学在早期的互联网研究中的角色缺位有很大的关系，人类学向来主张技术的社会建构和文化建构的理论视角，通过本土化完成技术与地方社会的磨合。这也同时给未来的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和空间。从研究方法上，英文文献多数都是宏观和中观的视角，微观视角的研究缺乏，多数都是利用二手材料和政策文件进行的描述和简单的评论。
上述研究视角和立场的出现，与西方学者对于早期互联网的认识和判断有直接的关系。不少研究者认为，尽管互联网被看作是“全球化媒介”，然而对于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互联网的应用包括研究似乎在早期出现了一种“地方化”(Intranational)趋势。Halavais在其研究中声称，“万维网”( World Wide Web)本身就是一个使用不恰当的名称，因为他发现早期发展中国家使用互联网的人通常都是把线下的社交网络移植到线上去，而且大部分早期的指引网民浏览网页的超链接也都是在相同的国家。因此，虽然互联网毫无疑问对于众多的专业人士来说是跨国和跨域沟通的重要工具，但对于大部分不具有国际面向的普通民众来说，互联网对于拓展他们的交往寰球、实现与更大的寰球连接的可能性不大。
二、国内互联网研究的综述
国内关于中国互联网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2000年左右时出现了一波研究的高峰。第二次研究高峰出现在2008年以后，一直持续至今。国内学者关于互联网的研究同海外研究有两点比较大的差异:一是关于研究目的，从海外的研究来看，有大概八成左右的研究是以学术发现为研究目的的，其中包括新的学术概念的推敲、新理论的生产以及新的研究方法的反思等。国内的研究中也不乏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然而服务于产业和市场的研究报告则更多，并且关于互联网的公共政策方面的议题也占据了一定的比例。二是关于研究视角，国内的关于互联网的研究多采用技术决定论，讨论技术如何影响甚至决定文化和社会变迁。社会建构论或互构论的视角普遍缺失，甚至还有部分的研究是无理论视角的。
搜索CNKI全文数据库，输入关键词“互联网”“交往”，限定时间从1989—2017年，共计获得文献3068篇，将这些文献按照发文时间进行统计，发现从1996年开始互联网相关研究逐渐增加，2007年以后增量明显，互联网相关话题已经开始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主题之一。2007年正是中国互联网全面加速普及的开始。从文章的关键词来看，排名前五名的关键词分别是为“大学生”“互联网”“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对策”;再结合文章作者的专业，前五名分别为“新闻与传媒”“高等教育”“社会学及统计学”“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信息经济与邮政经济”。统计后发现以这五个关键词构成的文献占据了总体文献的两成，其中“大学生”成为最重要的关键词，可见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互联网的研究主题多为大学生的互联网参与研究，以及与互联网参与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关注此类内容的专业也多以教育学为主，人类学对此话题的参与并不多。另外，在排名比较靠前的几个关键词中，“微博”和“微信”成了受大家关注的研究对象，这也与中国最近几年社交平台(SNS)的快速普及有关。随着网络社交媒体的大范围普及，媒介之间的比较研究也开始成为国内研究的新兴领域，尤其是传统媒体同新兴媒体之间的比较研究。首先，从研究的目的看，“对策”成为排名第五的关键词，有100余篇的文章是以对策为研究目的的，可以从中发现目前国内的关于互联网的研究中政策取向仍旧占据重要议题空间。以社会发展为导向的研究在当前国内互联网的研究中仍不多见;而在海外学者的研究中，以发展为导向，利用互联网实现边缘人群、资源匮乏人群以及无权者的利益获得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其次，从研究对象上看，上面的研究目的清楚地表明，底层的、边缘的、被剥夺的人群并不是国内互联网研究主要关注的对象，这是因为国内大部分的互联网研究主要关注更大的场景，如技术、组织结构、政府、国家。作为具有巨大能动性的个人及其同互联网的关系并没有成为研究框架中的核心。收关从研究视角上看，2007年以后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开始进入一个快速稳定的轨道，对于互联网的认识学术界也开始更加理性，社会建构论以及文化、技术互构论开始在研究中出现。尤其是人类学作为提倡文化相对论的学科也开始在这个阶段加入到互联网的研究行列中，丰富了既有的研究理论。
综合海外和国内关于互联网的研究发现，理论视角陈旧、研究方法单一、研究对象缺失是制约国内互联网研究的三大瓶颈。作为寰球上互联网发展最快的国家，中国的互联网研究不仅需要“中国特色”、积累“中国经验”，同时也需要联通寰球，吸收和借鉴西方研究的经验。
人类学在以上三个方面的改进上能够提供很好的借鉴。首先，人类学一直提倡文化相对论，对于技术的理解也绝非单向的决定论，技术如何同地方文化相结合，如何与地方文化发生涵化都是人类学所关心的重要话题，这不仅关系到如何看待技术的理论视角，同时也是关系到技术如何本土化的重要问题。其次，以往国内互联网的研究多是简单的评论性文章、基于意识形态的政策宣传或是基于文本的选择性观察研究，少部分的研究使用文献分析、二手数据分析或者内容分析。但是，从底层视角出发的田野作业研究，重点关注工人、农民工、残疾人、农民或边缘地区少数民族等弱势群体的实证研究是很缺乏的。而人类学的田野作业恰好可以弥补以往互联网研究中研究方法单一的问题。收关，人类学的研究始终围绕人展开，强调人的能动作用。而国内以往的互联网研究中缺乏对人的活动的关注，因此基于人的发展和行动主义的研究是相当匮乏的。而这部分内容恰是西方文献很关注的内容。为此，中国的互联网研究需要人类学来重新将人纳入到研究中，并将人放置到理论框架的核心。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