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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地活着，或有尊严地死去，病人是否有选择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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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发现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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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只能活12周了，我们无能为力”。
这一天对于Amelia一家来说无疑是黑暗的。年仅12岁的Amelia生活在澳大利亚珀斯，从2016年1月被查出患有恶性脑肿瘤开始，她就开始了与病魔漫长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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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放疗、免疫治疗……3年过去了，恶性肿瘤非但没有缩小，还长大了。痛苦的保守治疗，让Amelia一家都备受煎熬。
珀斯的医院以“有瘫痪风险”拒绝了手术治疗，而Amelia一家并不愿意接受医生对女儿无情的“死亡判决”。
就在这时，事情忽然有了转机。悉尼知名的神经外科医生Charlie Teo（中文名张正贤）给Amelia一家带去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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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可以做，但只能在悉尼一家私立医院进行，并且手术费高达12万澳币（约人民币58万）。
最终，Amelia的父母在网上筹集到了16万3千多澳元（约人民币78万多），女儿终于有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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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就在这时，澳洲主流媒体却对张正贤医生提出了质疑：一台手术要12万澳币，究竟是敛财还是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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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冒险做手术
是因为公立医院无为？
本只是想治病救人，却没曾想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就在最近，张正贤医生亲自作客澳洲电视台节目，回应了主持人Georgie Gardner针锋相对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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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手术要收12万，这是敛财吗？
对此，张正贤义正言辞地表示，12万并不是进了自己的腰包，而是私立医院的定价。其中，8万支付给私立医院，剩下的4万支付给麻醉师、副刀医生、助理医生、护士等，而自己拿到手的只有屈指可数的8000澳币不到。
而对于媒体的妄加猜测和污蔑，张正贤只用了“这是对医生的伤害”来表达自己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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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除了对张正贤医生的个人攻击，许多人也对澳大利亚的公立医疗系统提出了质疑。毕竟，对于一向以免费公共医疗体系为傲的澳洲来说，12万澳币动个手术确实是“天文数字”。
“如果我是一个患癌症的孩子，需要最好的护理，这理所当然应该依赖公共医疗系统”，对此，张正贤也表示出了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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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究竟是什么促使Amelia一家哪怕筹款，也要远赴悉尼找张正贤做手术呢？
事实上，尽管每年澳洲政府都给公立医疗系统投入几百亿的资金，但公立医疗资源依然紧缺。在这种情况下，有限的资源必然会优先分配给当地病人，更紧急的病人和治愈率更高、风险更小的病人。
而Amelia看病的珀斯公立医院之所以采取了3年的保守治疗，并且给小女孩下了“只能活12周”的“死亡判决”，就是因为医院无力承担手术后带来的瘫痪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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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因为澳大利亚公立医院是采取就近治疗原则，“只能活12周”的Amelia明显已经等不及悉尼公立医院的入院许可。
12万做个手术对于Amelia这样的普通家庭来说贵吗？答案是肯定的，据澳媒的报道，为了给女儿做手术，为了和死神争分夺秒地赛跑，Amelia一家除了房子能卖的东西都卖了，走投无路之下只能在网络上发起了慈善众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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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Amelia一家一周就筹集到了15万澳币善款。并且，她幸运地遇到了愿意为她做手术“搏命”的张正贤。
而抛开媒体的质疑，让张正贤更为困惑的是，为什么世界各国都在邀请他去传授经验，可唯独澳大利亚的公立医院一直对他退避三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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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告诉我，如果允许我在公共医疗系统中操作那么多手术，我必然会破坏财政预算。”这或许才是让张正贤真正无奈之处。
享受免费公立医疗，只能采取保守治疗，可如果要做手术，则花费不菲，而这正是西方许多国家医疗系统不得不面对的困境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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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如果病人不放弃
我愿意给他们希望”
在澳大利亚，张正贤一直是个饱受争议的人物。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张正贤做了大大小小上万台手术。在病人眼里，他是将一个个宣布不治的绝症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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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上，张正贤也因为接受高风险棘手病例，并且成功拯救曾被判“死刑”的人而备受关注。
而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觉得张正贤给癌症患者的只是“虚假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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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张正贤也是一个用事实和数据说话的医生，他会以所谓的“生存质量”对病人做出评估。
直到他碰到Fiona，一位患脑瘤7年，希望通过手术把肿瘤切除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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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帮你手术，但是你仍然会坐在轮椅上，我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拖延了你的死亡，并非延续你的生命……”张正贤不解地问。
而Fiona当时很愤怒地回答：“我有两个青春期的女儿，生命质量对我而言就是在女儿需要的时候，我能够在她们身边。”
面对一个生命，不同的诊断结论，可能会让医生扮演不同的角色：上帝或死神。
而就是Fiona的一席话，点醒了张正贤。在生命面前，谈经验，谈指标，谈概率，都是苍白无力的。他真正能做的其实就是尊重病人对于生命的选择权。
“当你看到他们对生命依然充满希望时，我们的职责是保护并灌溉这生命的希望，而不是粗暴的将其扼杀，将你所理解的‘生存质量’强加于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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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张正贤成为一次次跳出来，变成拯救被判“死刑”病人的“医学怪人”。
而全世界各地本已绝望的病人，也因此慕名而来，决定为了活下去做最后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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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有30岁的澳大利亚钢琴家Aaron McMillan，他在2001年被查出患有脑肿瘤。张正贤为他做了脑手术，成功切除了肿瘤。不幸的是，两年后肿瘤再次复发，Aaron于2007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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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澳大利亚的Sarah 2007年被诊断出多形性胶质脑瘤。因为肿瘤太大，她已经被医院告知可以“写遗嘱了”。然而，Sarah不愿意放弃，她找到了张正贤。张正贤给了Sarah希望，最终手术很成功，Sarah如今仍然健康地活着。
从新加坡来澳洲求医的女孩珍妮弗，在两岁时被确诊恶性脑瘤，辗转全球7家脑瘤中心，她都被告知：不可手术。
就在看了珍妮弗的片子后，张正贤对珍妮弗的母亲说：“有99%的可能是，同行医生的诊断完全正确，就算我做手术的话，结果也可能是糟糕的，但片子中有一点异样的东西，我可以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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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张正贤通过手术取出了整个瘤体，结果却大大出乎意料：珍妮弗的肿瘤是个良性瘤。如今，珍妮弗已经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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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患者不愿意放弃，我愿意努力延长患者的生命。”面对同行的质疑，张正贤总是坚持己见。而或许正是当年Fiona的一席话，让他始终愿意做那个放手一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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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究竟是要“活”
还是“有尊严的死”？
张正贤曾在美国工作了十年，他解释这是因为自己在澳大利亚“名声不好”。
2012年，澳大利亚在全国范围内评选“谁是澳人最信赖的人？”结果，张正贤高居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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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就是这样一份“殊荣”，也并未让他躲过同行的排挤。
张正贤想要病人“活着”，可更多的医生希望的是病人“有尊严的死”。他“拆其他医生台”、“坏行规”的做法惹恼了同行、权威和上层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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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神经外科学会会长曾打电话给张正贤，直言不讳地说：“不要再收同行医生已经诊断为不治，或不可手术的病人。”
“即便这意味着让本来有希望延长生命的病人死亡？”张正贤问。
而会长的回答很强硬：“对，即便如此，他们大多数人最终都会死。”
孰是孰非？这并非一个简单的命题。
近年来，不动手术、不进加护病房，不插管的“尊严死”被越来越多地谈及和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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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方面，许多病人也在身患绝症时被隐瞒实情，连基本的知情权、决定权都没有，稀里糊涂地被治疗，甚至稀里糊涂地死去。
所以，面对死亡，究竟应该谁来做主？
张正贤的回答始终是：“病人有权紧握生命的希望，哪怕它只是一点微光，病人也有权知道。”
所以，哪怕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张正贤也坚持认为，如果病人和家人希望多活一个月，哪怕是一天，一个小时，医生也不应该以“最终都要死”来否定病人求生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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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有病人，希望有那么一个医生，能为他们做点什么，他们也愿意用生命去搏一搏，万一奇迹出现呢？
有病人曾对张正贤这样说：“我希望今生不用去见你，但我希望每个身患脑癌的绝症病人都有机会遇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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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宝贵的
活着是令人向往的
努力地活着或有尊严地死去
都是不应该被剥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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