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共和国的历史上，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叫“老三届”。
老三届是指上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在校的1966、1967和19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这些学生因文革造成无法继续升学，到1968年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六届中学生同年毕业的奇观，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危机。这些老三届离校后基本上都下放农村，当了知青。
本文说的主人公田植三1966年高中毕业于新化一中，是典型的老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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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田植三素昧平生。最初听说这个名字，是在一个知青同学群里。下放在湘乡大田的几个知青在回忆那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时，常常提到他，并尊称他为“植三兄”。与他一同被尊称的还有一个“利平姐”（罗利平），后来得知，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
在2017年10月21 日的聚会上，我第一次与植三兄和利平姐相见。他们谈吐儒雅风趣、举止谦卑有礼，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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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左一为罗利平 ，左三为田植三
植三兄大我几岁，1947年生。祖藉是湘乡大田公社大田大队第四生产队。大田公社过去也叫田家冲。据说田姓人家是这块土地上最早的居民，田姓人口最多，是这里的大姓。关于田姓有一种说法，源于毕姓，宋时毕升的后裔中有人犯了事，受到朝廷追罪，族中有人怕受连累，改名换姓，便取繁体字“畢”字上的田作为姓氏。
冲，在地理学上指山区里的平地。田家冲从何而来？据下放大田的知青任湘荪实地考证，七十年代，龙洞乡的一座石灰窑底下有一山洞，龙洞乡即因此得名。湘乡又称龙城，大概也是因此而来。湘荪特意下到龙洞察看，见洞口直经大约2至3米，深不见底，近洞口即有一股凉风扑面，他往里走了不到10米，就感觉寒气逼人，而且黑漆漆的，再走不下去，出得洞来往下俯瞰，洞里一条细流沿两旁的山体汇成一条小溪顺流而下，至不远处开阔了不少，出现了一道较平坦的山湾，逶迤通向涟水河，这道湾就叫田家冲。他得出的结论是：远古时期，洞里流出的水量一定充沛壮观，田家冲可能因此被冲击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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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冲出了个高才生叫田少刚，他是植三的父亲。田少刚193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曾在长沙广益中学、湘乡一中、东山学校、湘乡二中和湘乡师范等名校授课，1954年调往新化一中。田老师数十年执教湘中三地，培养了无数优秀学生，可谓一代名师。
家父的言传身教给少儿时期的植三以良好的熏陶，他从小就有抱负、有才华，读书、唱歌、跳舞、拉二胡，无忧无虑地度过了青少年的一段美好时光。
利平1966年于新化三中初中毕业，也属老三届。她比他小三岁。两人的父亲曾经是同事，且都有文艺特长。两人不在一个学校，偶有交集，植三在她父亲罗老师那里，认识了她，她却不知道他。他对她渐生好感，但牵手的时机尚未成熟。
植三高中毕业那年，正值文化大革命兴起。十月，他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利平也在同一个时间上山下乡和他在同一个新办的农场，两人渐渐熟悉，志趣相投，互生爱慕。1967年8月，上级有文件规定，1966年的初高中应届毕业生应复课闹革命。于是，他们又响应号召离开农场，回到原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植三回校后发挥文艺特长，参加了学校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到厂矿农村演出。从那时开始，他更加热爱唱歌跳舞等文艺活动。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号召大家响应伟大领袖的指示：“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自此，神州大地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二十出头、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植三毫不犹豫地跟进时代的潮流，再次积极报名上山下乡。当时，他可以回原下乡的农场，也可自己挂钩到其他乡村去。
父母亲主张他回祖籍地湘乡大田当知青。因为新化，地处湖南中部、资江中游、雪峰山区。人多地少，人均两分地，而大田人均两亩田。于是，植三与新化和湘乡两县知青办（当时叫四个面向办公室）交涉，回到了湘乡大田公社，利平仍返回了新化农场。
植三母亲为了让儿子安心务农，也和植三一起从新化来到了大田。刚到大田，很是凄凉，连安身之处都没有。百般无奈之下，生产队把一间保管室腾空给他和母亲住，在堂屋里打个柴火灶。保管室实际是他伯父母的房子，伯父去世后，伯母跟孩子去了南京。空荡荡的房里一张床都没有，植三弄来两条长板凳搭块门板做床，让母亲睡，自己就找了个生产队不用的扮桶，翻个底朝天做床，睡在母亲的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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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温暖叫真情。危机和苦难最能考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尤其在那个政治口号铺天盖地、物质匮乏生活清苦的年代。
1969年，由于多种原因，利平所在的新化县农场无法办下去，宣告解散，农场知青由当地公社安排插队落户。那年夏季，十九岁的利平为了心爱的植三哥，岡顾一切，奔大田而来。“双抢”之后，他们冲破重重阻力结为伉俪。没有家具电器，没有浪漫婚房，共同的志趣和理念，把两颗火热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
婚后，他们的精神世界无比欢愉，但物质世界却困苦难言。植三父亲1966年被打成黑帮份子，关进农场劳动。造反派扬言要用汗水洗刷心灵，他父亲没有抗争，默默地忍受着屈辱。1970年又被打成反革命，被遣送回老家。这样，一家四口，分三拨从县城全部落户到湘乡大田那一块并非富庶的地方。大田土地贫脊、水田散落，作物产量低。许多知青不畏艰苦从四面八方来到大田落户，这里后来还成了知青工作的红旗单位。
植三身材不高，体薄力弱，春耕时挑大粪氹，双抢时挑湿毛谷，简直把他累得半死。加之家庭背景，在生产队受到个别人的刁难和歧视。荒唐的是，生产队还有人居然不承认他们的知青身份。公社通知他们去开知青会或调他们参加文艺宣传队，生产队有个别人不满。利平姐，本身没有家庭包袱，人又能干，农活拿得起放得下，人家也不敢欺负她。若有人刁难，她不卑不亢，挺身而出，为家庭讨回公道，甚至还敢和人干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女汉子。那些歧视植三兄父子的人多少也有些忌惮。其实，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利平姐这么做是要冒风险的。
每到夜深人静，感到悲凉忧伤的时候，他们就会哼唱那首流传广泛的“从北京到延安”的知青歌曲：“从北京到延安，路途是多么遥远。离开了故乡，离开了爹娘，热泪洒在儿胸前；可怜的孩子啊！你是多么可怜……。从北京到延安，望不尽的荒草滩，……”。他们在逆境中绽放着自己火热的青春，抚慰着彼此沧桑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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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三的父亲身体不好，头两年还能做点晒谷之类的轻活，以后不能出工了。他们婚后生育了一个女儿，一家五口，不仅生活十分艰难，同时，还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个人无法选择出身，青春无法选择时代。面对城乡生活的巨大反差，他们曾经有过迷茫，有过困惑。苦中思甜，难中思乐，他们对人生和未来有了更深刻的思考。于是，他们振作精神、不甘沉沦、抛开世俗、积极奋争。他们很快融入了家乡的艰苦环境，学会了所有的农活。他们领头树起了＂大田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这面大旗。田头村口，屋场谷坪，他俩且歌且舞、吹拉弹唱，给辛苦劳作的人们带来了欢乐，受到大家的欢迎。农忙时，有人提议：“利平姐可以不干农活，只要她在田头唱歌。”妇女和孩子们齐声附和。
植三后来回忆说：“人到了这个地步，还得活下去，我们开始坚强起来，不能被困难吓倒。其实我们的困难，也和大多数父老乡亲的困难一样，不同的是来得太突然，更重要的是没有生活经验。我们马上改变思路，调整心态，采取多种措施。我和利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多出工，多赚工分，因为我们的生活来源就是生产队的收成。其次是种好自留地的蔬菜，多余的菜送楠竹山（距离约7公里）去卖，菜多也好喂猪。”
“父亲深知我和利平的负担重，也要求生产队安排做点事，挣点工分。年近六十的老知识分子，教了一辈子的书，到生产队能干什么活？只能是放牛、捡狗粪，双抢和秋收时守守晒谷坪，平均每天能获得1分多工。我开始只有9分工一天，后来生产队队委会也觉得我的负担太重，给评了强劳动力，每天可得10分工，利平每天6分工，这样全家平均每天有17分多工，年终结算每10分工不到0.2元。一年到头，进不了几个钱，但只要不欠生产队的，就说明我们努力了。＂
10分工不到两毛钱，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一个强壮的劳动力辛勤耕作一天，其收入不到两毛钱。你相信吗？没有农村生活经历的听起来真会觉得是天方夜谭。顶风沐雨、披星戴月、辛辛苦苦地干上一年，年底不进钱，反而欠钱。这就是当年中国许多乡村存在的真实情况。
植三兄一家的困难可想而知。他们没钱，分配给知青的计划熔猪油都买不起，只能把猪油指标送给他人，自己常常吃＂红锅子菜＂。青椒丢到灶里煨一下，放点盐一拌，就是美味佳肴了。当时生产队规定每户喂鸡不能超过两只，他们喂两只母鸡，生的蛋小孩都吃不上，要送到供销社兑换食盐和煤油。利平和伙伴们利用雨天或清晨不出工时，上山摘粟子和黄枸子卖给供销社兑些生活用品。没有钱买牙膏，他们就在生产队烧的瘪谷里扒出里面的白灰当牙膏用。他母亲学过缝纫，舅舅送了一部缝纫机过来，他母亲就教利平裁剪和做衣服。利平悟性好，很快就能做点简单衣服，下雨下雪天不出工时，给人家做点简单的衣服，也能赚到几毛钱。他母亲还教利平纺棉花、绩麻，棉花是生产队分的，麻是自留地里种的，每年也能织两丈棉粗布几尺麻布，给小孩做两件新衣裳，添制新蚊帐。
日落霞红，时光更替；春去秋来，秧绿穗黄。起初不能区分草和苗的他们成了劳动能手，在那片祖辈们开垦过的土地上辛勤劳作，洒下了青春与汗水。植三还被队里安排做记工员，负责管理生产队的出勤和记工分。在公社时代，生产队的年终决算和利益分配就看工分多少。因此，记工必须由大家都信任的人来做。植三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他把这份工作做得很好。每天，他手提闹钟，吹着口哨，出工在前，散工在后，晚上还要把计分记录检查几遍，生怕出个什么差错。
怀着对未来的希冀，他们在困境里坚守、奋进。1976年公社办起了“五七中学”，师资匮乏，植三与父亲均被召唤出山执教。父亲教语文，儿子教数学，享受民办教师待遇，队上拿10分工，公社每月发津贴12元钱，钱虽然不多，但家庭的生活窘境逐步有所改观。这是植三兄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他怀着感激之情，上课非常认真负责，受到学生欢迎。他教过的学生里面，有个叫丁农一的学生，数学成绩特别好，后来成为数学教师，在湘乡一中做校长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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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厚的植三在回忆那一段艰难的岁月时说：“我非常感谢大田的父老乡亲，是他们让我们一家安稳度过了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也非常感谢大田的知青，是他们的微笑、话语，鼓励了我，让我们放下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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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与知青战友合影 前排左一为 田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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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沧桑，曙光来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笼罩在神州大地的阴霾逐渐散开。1979年，植三父亲获得平反复职。当年，植三兄一家随父亲回城返回新化。至此，植三全家苦难悲壮的经历宣告结束。
他和利平面临浴火重生的机遇。这年，他三十有二，她年近三十，面临就业的大问题。人生之路，何去何从？
经过十几年艰苦生活的磨练，植三不愧是当年思想成熟、文化水平较高的知青代表。他将自己与国家前途命运结合在一起来思考，选择自己的事业，在为更多的人谋幸福过程中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们的命运与家庭出身密不可分，并受家庭影响严重，理想的树立和实现都面临着各种困难与变数。植三少年时就有当数学家的理想，时过境迁，面对现实，他觉得能让自己和家人平安幸福就是最大的理想。
抱着岁月如歌的自信，植三义无反顾跟着父亲上了讲台，边教边学。为更好从教，1980年，他考取了娄底师专数学专业（现在的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毕业后，又返回教师岗位。利平姐则进了新化氮肥厂工作。当了十几年知青，尝尽了酸甜苦辣，他们知道工作来之不易，百倍珍惜。夫妻俩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从不怕苦怕累。1981年，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他们又生育一子。
在新化执教期间，植三殚精竭虑、专心教学，成了县里的名师。学生家长想方设法要把孩子送到他任教的班上来，包括县领导的小孩。有两届招生，强烈要求编入他班的人数太多，学校为了满足家长的要求，只好要他当两个班的班主任，教两班数学，每班都是九十多个学生，说也怪，学生很听他的话，教学效果极佳，班级中考时成绩拿到全县第一。
植三的文艺才能也发挥了作用。他指挥所教班级学生的大合唱，多次获全校第一名。学生搞合唱比赛，全部服装都是植三设计，购买布料跑缝纫店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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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表了几篇有关数学教学和怎样当好班主任的论文，评上了高级教师，还应邀到新化教育电视台介绍当班主任的经验。2000年，他与新化一中校长的个人简历、论文和优秀事迹同时入藏新化县档案馆的《新化县名人档案》。当年，全县教育系统仅他们两人享受此誉。
苦尽甘来，幸福满满。他们在单位是业务骨干，在家里教子有方。女儿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儿子毕业于长沙理工大学。现在，女儿在深圳平安银行工作，儿子在长沙中国银行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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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植三兄光荣退休，利平姐在之前的企业改制时早已退出岗位。他们在长沙和深圳之间来回奔跑，乐此不疲，尽享天伦之乐。在深圳，植三参加了老年艺术团，他们编排的舞蹈节目2012年在四川绵阳举办的中国第三届老年舞蹈比赛中获银奖；2014年他们的舞蹈节目在深圳举办的全国知青文艺比赛中获金奖；2014年10月参演中央一台正大综艺《宝宝来啦》四期节目，在中央一台和二台播放多次。说起这些，植三从没把它们看成是成绩和荣誉，而当成是一种娱乐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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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三兄和利平姐的人生之路，崎岖坎坷，跌宕起伏，让人感叹，令人深思！在那个难以言表、湮灭个性的年代，他们闪耀过的青春，虽已成昨日黄花，但尚未被一段无奈的历史所吞噬，而是在这段迂回的道路上更加励志地绽放。人们将永远记住这一代人为中国社会进步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人到暮年，喜欢回忆过去。我问他这辈子最乐意的事是什么？他不假思索地说到：“我热爱教育事业，我喜欢当班主任，我乐意和学生在一起，我愿意把知识传授给孩子们，我喜欢和孩子们一起唱歌跳舞。我来世还想当老师。”
“人们可以谴责历史，反思历史，却不能改变自己所处的历史时代。在不能改变的大环境中，坚守自己的信念和理想，关爱他人，成就自己，这才是人间正道。”植三兄于是说。
我相信，这是他的切身体会，也是肺腑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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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受人尊敬的老三届、一介平民田植三！还有他的妻子罗利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