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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对你们很失望，
你们没有一点正义感”
施先生是一位旅美中学教师，在美国从事教职工作16年，这16年来他对于美国的中学教育和中学生群体有了深入的了解，他发现，美国学生们虽然有着许多的缺点，比如自大、偏执、我行我素，但从来没有人愿意当“告密者”，只有一次例外。
有一次，施先生接手一个新的班级，班上有一位特别难管的学生，大家都叫他“兔子”，上课无精打采甚至睡觉，下课后一头钻进篮球馆，生龙活虎的仿佛换了个人，施先生了解后知道，“兔子”从小到大做得最好的事情就是打篮球，这也是他唯一愿意做的事情。
但施先生知道，美国像“兔子”这样篮球打得好的青少年太多了，最终能成为职业选手的是万里挑一，如果“兔子”不好好学习，将来又不能做职业选手，那么这个人连一份普通的工作都找不到。更重要的，在自己的课堂，施先生不允许有这样公然藐视自己的学生。
于是，施先生找“兔子”谈话，没效果，去“兔子”家里做家访，一位单身妈妈接待了他，在两人谈话的一个小时里，施先生被香烟熏得睁不开眼，他痛苦地跟“兔子”的妈妈解释为什么不好好读书篮球打得再好也没用，但最终施先生还是在快被熏出眼泪之前逃离了“兔子”家。
沟通没有效果，施先生于是找到校长，让校篮球队暂时开除了“兔子”，等到他学习成绩跟上来了，才能回去打篮球。
在这么做的第二天，施先生发现，有人送了自己一份“惊喜”：当他去停车场取车的时候，发现车子被划了，引擎盖还被涂鸦了一行字，以F开头。
施先生第一时间想到了“兔子”，但没有证据不能发作，于是调取了监控，发现是一个戴着口罩和帽子的人干的，但无法确认那就是“兔子”。
此事惊动了校长，立即向全校师生广播，希望有人能揭发划车者，并找了许多学生谈话，给他们施压，甚至还提供了奖金，但就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检举告密。
施先生在自己的班级里也举行了一场不记名的揭发检举会，让每个学生匿名在纸条上写出是否知道何人所为，开会前施先生向学生们保证，绝对不会把检举者的信息泄露出去，奖励也会私下给出。结果收上来一看，所有人都写的是“NO”。
施先生很气愤，他知道美国学生没有告密的传统，但这件事的是非对错那么清楚，美国学生的脑子怎么就转不过弯呢？他对学生们说：“我对你们很失望，你们没有一点正义感，你们都是懦夫”。
02
“老师，我们不是懦夫，
我们有自己的解决方式”
正当施先生说完这句“狠话”，有一位女同学站了起来，对他说：“老师，你错了。我们不是懦夫，我们有自己的解决方式”。
施先生很无语，他知道这些美国学生想怎么做，但他还是忍不住发火：“你们为什么就不能检举他？他给了你们什么好处？还是说，这件事你们都有参与？”
女生说：“老师，我知道，在你的故乡中国，告密者被当成是一种美德，是一种英勇的揭发，但在美国，告密者是所有人都不屑去做的。我们会让肇事者自己站出来，他如果不站出来，那么他将无法在这个班级立足，所有人都会看不起他，但不是用告密的方式”。
果然，第二天，“兔子”主动来找施先生，向我道歉，承认他就是肇事者，并递给施先生一些钱，算是修车的费用。
事后，施先生找到那位女生谈话，告诉她：“告密在哪里都不算美德，更谈不上英勇，在中国也是一样”。
没想到女生说：“老师你说的不是事实，事实是中国的的情况就是如此”。
施先生不服，说：“你这是偏见”。
女生说：“那我问你，为什么中国从小学开始，就要选一个班长？”
施先生说：“那是为了帮助老师更好地管理学生”。
女生说：“怎样帮助，是不是监督每一位同学的行为，一有同学不听话，就立即报告给老师”？
施先生说：“这只是班长的一部分工作”。
女生说：“除了监督同学，班长是不是还可以指派同学们的行为，什么时候自习，什么时候休息，只要老师不在，就都得听班长的？”
施先生说：“是这样”。
女生说：“班长就是老师权力的代表，班长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权力，是因为班长和老师之间，有着告密揭发的联系，班长只有不断地帮老师监督同学，才能获得在同学中的权力，班长又代表着这个班学生们的最高荣誉，所以，这明显就是在培养告密者。学生们从小就被灌输：通过监督举报他人，就能获得荣誉和权力，以后到了社会上，只会越来越多这样的告密者”。
“您知道社会上告密者多了之后会怎样吗？”女生问。
施先生点点头，沉默良久，然后说：“你怎么知道这么多事情，你去过中国”？
女生回答：“没去过，但我们家是苏联移民”。
03
唯一的“告密者”
竟来自中国
这位女生的话，许多年后依然令施先生印象深刻。她让施先生想起了儿时在中国读书的事情。
那时候，施先生就是班长，在老师的授意下，他记录着每个上课不认真听讲的同学，带头孤立那些学习成绩不好的同学，用老师的话说，“好学生要跟好学生一起玩，差学生没有人跟他们玩”。
自从这件事之后，在施先生教学的16年里，他再没有让学生之间相互揭发。他的学生里也没有出过一位“告密者”，只有一次例外。而这位“告密者”，正是来自中国。
她是来自中国的小留学生，施先生从来没有请她做自己的“眼线”，但她主动记录下了一些上课捣乱的学生名单交给施先生。说实话，这帮了施先生的忙，这样他就可以精准找到捣乱的学生谈话，敦促他们的行为，但施先生也从来没有表扬过这位女生，因为施先生知道，这将使她成为全学校的公敌。
施先生也找过这位中国女生谈话，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帮助自己：“你知道，这里是美国，我没有办法当众表扬你这样的行为”。
女生说：“我知道，我只是做我认为对的事情”。
施先生说：“对于你的同学来说，你是一个告密者，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女生说：“我知道，他们要是知道了，就不会跟我玩了”。
施先生最后还是建议这位女生不要再做这种事了，因为长此以往，同学们肯定知道是她在告密——其他的美国孩子，不会做这种事情。
在长期的观察中，施先生还发现，没有“告密”文化的团队比有“告密”文化的团队，更具有团队精神。
美国学校里没有“告密者”，看起来是人人没有监督，各自为政，但其实正是因为大家有着强烈的团队合作感，才不能容忍自己的团队里有专门损害他人利益的“告密者”。美国学校里没有班长，看起来是没有带头的，但是有各种被推选的委员或会长，他们负责为同学们服务，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没有告密和举报，大家之间有着基本的信任。
中国学生从小就过集体生活却没有团队合作精神，与“告密文化”有很大的原因。因为有“监督”，有“告密”，大家相互之间缺少信任，没有了信任作为基础，想要好的团队合作自然是办不到的。这种风气带到社会上，就形成了靠告密举报来与竞争的恶习。
但凡这个社会上有优秀的人才出头，同行们想的第一件事不是怎么自身努力超越别人，而是通过各种渠道去举报别人，把别人搞垮，自己又不行，导致这个行业的水平永远都上不去。这就是别人说的：“内斗内行，外斗外行”。
在美国教书16年，施先生也早已习惯了没有“告密者”的社会。尽管这样会给他的工作增加许多难度，但带来的好处也是很明显的。
至少可以对每个人报以真诚的笑容，至少不会担心课堂上自己说错了一句话而被学生举报（如果说错话，学生们会直接抗议），至少不会感觉在你上方，总有一双眼睛在看着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