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竞璇
毕业于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在波尔多大学获博士学位。任教十余年，后辞去教职，现为自由撰稿人。著有《穷风流》《据我所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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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古巴》是雷竞璇数次探访古巴，写下的随笔游记精粹。带着曾在古巴谋生的父辈记忆，将古巴现在的面貌和老华侨们的记忆，留驻在迅疾的时光中。
2010年的冬天，我到了古巴，第一次踏足这片遥远得仿如在天尽头的土地，出发前内心很不平静，揣度着：我祖父和我父亲还会有什么痕迹留在那里吗？
我们台山人出洋谋生的传统相当悠长，祖父追随先辈，远赴古巴，他什么时候前去，我不知道，到了想要追查时，已经无从问起，长辈们都仙逝了。至于我父亲，他是在家乡结婚并生下我们兄弟三人之后，经祖父在古巴做好安排，于1954年秋天去的。之后我们兄弟在祖母、母亲带领下，先后来到香港定居。
为何当时没有追随祖父、父亲去古巴，我不知道，现在也无法追问。到了1959 年，祖父、父亲一起从古巴来香港，两人不会说广东话，也不会听和说英语，这时候我祖母、母亲和我们兄弟在香港已经生活了三四年。
记忆中，他们两人当年的“回乡”很风光，穿体面的西装，亲戚川流到访，他们送上一盒又一盒的雪茄烟，都是长方形的木盒，很讲究。然后在旺角一座新落成的大厦买下一个单位，一家人高高兴兴搬进去。不过，就在这一年，古巴革命成功，卡斯特罗上台，政府更换，祖父由于年近七十，就留在香港，没有返回古巴，父亲则匆匆赶回去。自此之后，家里的气氛完全变了样。
父亲回古巴后无法脱身，在当地待了六年，最后我们从香港汇钱给他买机票，经欧洲绕了大半个地球回到香港，身上分文全无，父子两代在古巴的努力，化为乌有。而祖父在他回家之前几个月病逝。之后的一年，香港有大暴动，再过一年，父亲逝世，患的是肺癌。我估计他回到香港之后心情抑郁，加上在古巴养成的吸烟习惯，四十七岁就死掉了。
自此之后，我母亲总是不愿意提到古巴，偶然说及，也会伴随连声叹息，这显然是一页伤心史。2004 年我母亲去世后，我整理她的遗物，找到历年父亲从古巴寄回来的近两百封信。后来我抽空陆续读了，震动说不上，但感到丝丝哀愁。在这些信里，我找到他在古巴的地址，读到不同的人物和各样的事情，有些我知道一点，有些茫无头绪，于是，我兴起了到古巴去一下的念头。然后终在2010年年底前往。
结果呢？近乎一无所获，毕竟已经过了这么多年。在夏湾拿接触到的十多位老华侨，只有一位见过而且还记得我父亲，他是我们的同乡，姓邝。他又特意找出一本纪念册，1958 年出版，庆贺宗亲会在夏湾拿的大楼落成，里头有我祖父和父亲的名字，两人都捐了钱助建；此外，在中华总会馆的会员档案里，我找到父亲当年的登记记录。能找到的，就这么一些痕迹。
出发到古巴之前，我读了一些古巴华侨的历史，知道这是非常沉痛的一页。鸦片战争之后，华侨就抵达古巴，当时是作为“猪仔”漂洋过海被贩运过去的，绝大部分被骗被拐甚至被掳掠被绑架，抵埗之后，都成了奴隶。古巴盛产甘蔗、烟草、咖啡，种植这些东西，需要大量劳动力，一直以来主要依赖非洲黑奴，欧洲从19 世纪开始兴起禁止贩运黑奴的运动，古巴廉价劳动力的来源渐渐枯竭，于是转移目光，向人口过剩的中国打主意。
“华工”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贩运到古巴，作为黑奴的替身，人数达到14万，都是青壮年，以来自广东四邑为主。他们在古巴的命运很悲惨，生活得牛马不如，半数人在抵埗后的5年内死去。清政府在同治末年派官员前往调查，之后才废止了这种可怕的人口贩运。然而只有约6万人存活下来。
古巴华侨的历史，就从这极为沉痛的一页开始，之后连绵不绝，从未中断，人数时多时少，总在3万~6万之间。我祖父和父亲到古巴谋生时，正是古巴华侨境况最好的日子。然后来了1959 年的革命，古巴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生意经营不下去，生活愈来愈困难，华侨走的走，走不了的老死当地。我到达古巴时，看到的夏湾拿唐人街残破颓败，华侨都垂垂老矣，只剩下300人左右，说旧式的四邑话，处境坎坷，是另一页伤心史。
2010年从古巴回来后，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能不能为这些老华侨保存一点记录呢？不然的话，将来烟消云散，无从寻觅。他们大多身份卑微，读书少，没有意识也没有能力为自身的经历留下记录。后来终于让我找到机会，得到资助，再去了2次古巴，在2013 年1月和12 月，每次逗留1个月，访谈了约40位老华侨，将他们的记忆部分保留了下来。对于古巴，也因为这几次接触，外加读了些书刊，增加了认识，知道前辈们曾在那里闯出一片天地，当中也有免不了的挫折和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