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年危机那么严重？
“我们可以接管团队，但不可能接管一个老大。”
新部门的负责人开门见山地对方勇说。
方勇是高德地图一个业务部门的负责人。
他1年前被空降到高德的高管叫到了会议室，
告诉他由于公司组织架构调整，
他所负责的团队将要合并到另一个部门，
并委婉地告诉他，他可以跟着一块过去。
但新部门的负责人并不欢迎他。
双方踢皮球。
真实的情况是，他被架空了。
他前下属们的工位依然围绕在他四周，
只是再也不向他汇报了，
他也不敢再主动亲近他们。
作为一个“成熟的职场人士”，
他认为这个时候有必要与他们保持距离。
新的老板可能会对团队的忠诚度持有怀疑，
“你作为老板，不能给人挖坑。”方勇说。
方勇成了孤家寡人。
“混”了一个月后，他主动辞职了。
39岁那年，他成为了职场中失意的中年人。
太错愕了。
此前五年，他顺风顺水。
在他34岁那年公司的年会上，
老板成从武喝了点酒，雄心勃勃地举杯宣誓：
“我们的竞争对手不是四维图新，是百度，干掉百度。”
那几年移动互联网快速兴起，
高德传统的车载导航业务正在被手机蚕食。
成从武看到了手机地图的市场。
百度和高德在手机地图市场交火时，
两家公司互相挖人，
作为经验丰富的业务人才，
方勇成了这场战争的受益者。
不断有猎头找他，开出高薪、高title。
在两边的拉扯中，方勇的职级和待遇也水涨船高。
2014年，高德地图开年的战略会上，
成从武讲话讲了一半，
突然出去接了个电话。
回来的时候，他通知所有人：我们被阿里巴巴收购了。
大家都很高兴，阿里是大盘子，互联网顶级了。
“我们成为阿里一员，每个人都觉得挺好的。”方勇说。
他也在这次并购中尝到了甜头。
当时高德在纳斯达克的股价15、16美金，
阿里按照21美金收购。
高德私有化退市，
持有高德股票的管理层个人财富大涨。
但并购带来的兴奋感还没持续多久，
整合引发的人事震荡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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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高德的4个月之后，
阿里巴巴又收购了手机浏览器UC，
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战争储备军火。
随后，成从武退居特别顾问，
2015年3月，陆兆禧正式“传位”给原UC CEO俞永福。
方勇还记得，交接的那天，
成从武说自己要撤了，
俞永福穿着大短裤，站在一旁，精神奕奕。
俞永福执掌高德之后，
对高德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业务整合。
阿里对于高德没有盈利诉求，
因此一些传统的业务部门被解散掉，
或是与其他部门合并。
工作量不饱和的被压缩，各部门都开始减员。
方勇原本以为凭他的资历，
离开高德找下一份工作应该毫不费力，
但这段失业的时间整整持续了8个月。
期间有一些总监级的工作找到他，
但方勇不愿意接受降职减薪，
“我说总监就不要跟我谈。”
这加剧了他找工作的难度。
一方面，他已经超过了职场的黄金年龄；
另一方面，越是高端的职位越不好找。
“坑比较少了。”方勇说。
在职场的跑道转换中，这是中年人的尴尬。
“这种人（中年人）是最容易被清洗出去的。你的性价比是下降的。”
戴尔亚太区前销售总监张思宏对36氪回忆，
在他离开戴尔前一年，
IT行业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整体开始不景气，
本土电脑品牌崛起，分割了老牌外企的蛋糕。
双重夹击下，戴尔公司在中国开始走下坡路。
为了控制成本，他们组织了一次裁员。
被裁掉的大部分是中年人，
带领着一个规模不等的团队，
他们的精力、学习能力已经不如年轻人，
却是公司最昂贵的人事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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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40出头、在戴尔呆了8年的中层管理者，
在被通知裁员后面无表情地询问赔偿金。
为了体面，刻意表演着镇定。
最后，这名员工还是没忍住，质问张思宏：
“你今天做的这些事，就没想到有一天也会发生在你身上吗？”
“我能懂，但我也觉得很遗憾，他还没有参透这个游戏。”张思宏说。
他被委派了5%的裁员任务，
而这位员工所在的部门中，他年龄最大，
拿着除了经理外最高的薪酬。
“我也挣扎了半天，实在没办法。我不干掉他，我就会被干掉。”张思宏说。
在张思宏看来，大部分人到了中年，
处于企业中层一个普通的管理岗，
处境就会比较尴尬。
他们往往无法适应公司的快速发展，
在行业下沉、公司业务收缩，
或是发生重大变动的时候，
很容易被“甩包袱”出去。
与十年前戴尔那个时代相比，
如今职场里中年人的尴尬如出一辙。
但不同的是，这个时代的行业更迭、风口变换要快得多。
方勇感到后悔，
2015年，滴滴曾经找过他，
开出不错的职位和薪水，被他拒绝了。
“当时我没有任何离开的理由，
我们做得蒸蒸日上，我怎么可能跑。
搞得我非常被动。”方勇说。
方勇有时候觉得，是命运跟自己开了个玩笑。
他离开高德之后，
曾经跟乐视汽车、万达商业地产都谈到了比较深入的层面。
结果乐视轰然倒塌，
而万达，不久前刚刚卖掉了价值600多亿的商业地产。
这个时代，个人的职场沉浮，
会随着新公司新行业新业务的缺人风口而上升，
但这个时代的变化超出以往，
指不定什么时候风口就停了、寒冬来了、公司合并了、业务转型了。
即使你目前一切顺利，
但隐隐的，你不感到焦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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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年危机”调查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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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这个时代谈论中年危机，我们在谈论什么？
京东金融风控负责人张翀。
第一次感到中年危机，也是35岁前夕。
那个时候，他已经在银行工作了九年，职位只升了一级半。
他发现很多公司的招聘都截止到35岁，
过了这个年龄，在一些岗位上的竞争力就下降了。
他想离开银行，去互联网公司拼一拼，
却又担心无法适应体制外的工作节奏。
他知道，“体制外”的工作节奏有多快。
在银行之前，张翀还曾在华为工作过2年。
他还记得入职第一天，一位老员工带着他，
去小卖部买了一个床垫，
小时候坐仰卧起坐用的那一种，可以折成三折，
加班的时候在工位下面铺开，躺倒就睡。
张翀身高180cm，脚会露在垫子外面。
IT行业不景气之后，张思宏从戴尔跳槽到了亚马逊，
担任亚马逊（中国）负责客户维护的副总裁。
这是张思宏外企职业生涯的巅峰。
但不久张思宏认识到，在本土公司的夹击下，
外企整体在中国市场都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包括亚马逊。
其中的原因，
张思宏认为一方面与外企自身有关：
他们从不信任本土团队，
不会把权力下放到本地市场。
即便是大区的CEO，
通常也只是负责销售的一个“螺丝钉”。
“这种公司之所以成功，取胜于有一个好的系统，而不是你个人的能力。”张思宏说。另一方面，他认为也是由于外企的高姿态，
无法应对中国互联网复杂的竞争格局。
乐视危机爆发之前，
46岁的张思宏从亚马逊跳到了乐视控股。
那个时候，亚马逊在中国电子商务市场的份额已经下降到1%，
张思宏认为外企真的不行了，
他想去民企看一看其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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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翀则跳槽到了京东金融。
一些行业在下沉，另一些被催化成为新的行业风口，
张翀是幸运的那个。
就在张翀犹豫换工作的那两年，
AI及大数据兴起，他的研究领域“数据分析”，
一夜间成为了整个互联网都在搭建的基础能力。
张翀自己也被这个大潮托起来，
成了猎头抢夺的紧俏人才。
毫无疑问，转换跑道会给人带来新的刺激和活力。
跳到京东后，张翀感觉自己进入了职场的上升期。
他管理着一个12个人的团队，
每天的日程里排满了大大小小的会。
只是从业务岗到管理者的角色转换，
让他稍微感到有些不适应：
“你会觉得，我这一天除了开会，没干什么事啊。”
与银行相比，张翀认为互联网公司的竞争更加摆在明面上。
在银行的时候，大家平时其乐融融，
一到晋升，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而互联网公司，大家机会更多，
虽然看起来竞争也更频繁，冲突更多。
支付宝推出“人脸识别”功能的前一天，
京东金融抢先上线了类似的产品。
这个产品，在内部是有多个不同的团队同时研发的。
中国互联网公司，普遍存在着内部的良性竞争。
不同的业务线同时开发一款产品，
最后优胜劣汰，胜出者面向大众推广。
“对公司而言，我投了三、五份资源，最终出一份。哪怕比一个团队做只快了一天，也是有价值。因为抢在了同业的前面。”张翀说。
这有时也会牺牲掉一部分效率。
张翀的团队有一次开发了一个“用户画像”的功能，
走上线流程的时候，
被另一个团队抢先推出去了。
他从来没听说对方在做，
猜想对方可能也不知道他在做，
只是因为对方快了一步，他的工作就浪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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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进入了互联网这种新行业、本土企业，
焦虑并不会停止，并不等于happy ending。
阿里巴巴的HR曾在公开课里讲过一个例子。
一个曾经优秀的“阿里铁军”，
在阿里巴巴上市之后，
手里股权套现、财务自由了。
之后，工作不再上心，表现大不如前，
关心的事情变成了喝茶玩玉。
即使经过了跟HR谈话、转岗之后，也没有进展。
这对部分互联网业中层来说是个共通问题：
人到中年，财务自由或者至少有车有房，为什么还要拼搏？
人到中年的倦怠感，可能都是类似的。
张思宏35岁刚刚“中年危机”时，
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他每周都要去看心理医生。
最后医生劝他不要再来了，
“把他也搞郁闷了。”张思宏说。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变故发生。
他一路升迁，从可口可乐销售市场部经理，
一直做到戴尔亚太区销售运作业务部总监。
但忽然之间，工作无法让他获得成就感了，
加薪变成了一种数字游戏。
“你爬那座山，突然要接近山顶，回头看，不知道为什么爬山了。”张思宏说。
张思宏记得小时候，
有一次偷吃父母放在罐子里的糖果，
一下午吃光了一整罐。
从此他落下一个毛病，每次见到糖就会打嗝。
35岁的时候，张思宏对工作感到了同样的厌倦。
但这个时代的公司，其实很难容忍这种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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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那个财务自由、变得爱喝茶玩玉的阿里中层，被请出了阿里。
今年上半年，华为因裁撤34岁以上老员工受到质疑。
张翀认为，很多人曲解了华为的“狼性”文化。
加班虽然辛苦，但华为那个时候还有个口号：“3年买房，5年买车。”
那是2000年左右，房价还没涨上来。
张翀就是在华为期间买的房，
他省吃俭用，基本拿得出首付。
他离开华为的时候26岁，
认为有些老员工确实像任正非说的，
“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
公司总要调整人员配比，给年轻人机会。
进入京东金融后，张翀的知识更新焦虑加剧了。
在华为的时候，一位同时兼有管理和专业职级的老领导曾经告诫张翀：一定要专业傍身。
管理者的身份随时有可能被撤换，
但业务尖子，是不愁没有出路的。
张翀的职业理想，就是成为业务顶级的管理者。
但现在，张翀有点担心自己的知识过时。
毕业10年，张翀接触到的计算机语言换了十几种。
20多岁的时候，他曾经一周时间学会了一门语言。
而现在，他的记忆力不比从前，
也没有那么高的学习新语言的热情了，
“我觉得这个跟我之前学的语言，可能是一个下场。”
“向年轻人学习。”最近回母校演讲、给师弟师妹们人生建议时，美团王兴也这么说。
与此同时，技术进步也让张翀感到忧虑。
不久前，他设计了一个智能化数据分析工具，
把原本需要人工花费大半天时间去做的一些计算，
由机器按照流程跑一遍就能完成了。
这个工具减轻了分析师的工作负担，
他的下属们都很开心。
但张翀没有告诉他们的是，
“这个东西是后面跑着的一只狼，你们如果跑的不快就被吃掉了。”
“最近几年，有太多的岗位已经被技术吃掉了。”张翀说。
互联网金融“吃掉”了银行，电商“吃掉”了商场。
不久前，京东开发无人车送货，
目前在封闭环境内已经可以实现。
成本测算后，每单比人工还要低25%。
而现在，他们自己开发的金融产品，
也正在取代分析师的工作。
张翀不禁想，会不会有一天，
他们“自己被自己的技术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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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思宏后来在乐视只呆了5个月，就又回了亚马逊。
乐视的一些营销手段、对于贾跃亭个人崇拜的文化，
以及整个公司的诚信体系，
都让外企人张思宏感到无法接受。
去年乐视大促前一天传出了“收购亚马逊”的消息，
张思宏认定，那是乐视为了给年中大促造势，对亚马逊的一次“碰瓷”。
“铩羽而归。”他用这句话来总结他对乐视的感受，
“我加入乐视之前，
最担心的是会不会把底线拉低。
去了才发现，原来我是有底线的。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老江湖了，
去了才发现，我这算什么老司机，太幼稚。”张思宏对36氪说。
Linkedin中国的CEO沈博阳也在今年离职。
他这样谈论这段经历：
“曾经沧海，对跨国互联网公司在中国发展不看好。搞清楚定位，踏踏实实做做进出口生意，其实挺好。”
并且建议：“但凡有能力的中国职场人，有机会多创业，自己说了算，海阔天空。”
但创业是把双刃剑。
张磊创业三次，前后8年，
没有感到倦怠，没有感到后悔过，
直到他39岁的今年。
张磊的第三次创业，
做的是玩家交易虚拟游戏工具的平台，
今年7月份开始ICO。ICO市场相当疯狂（可参考36氪报道《50亿美元的空气：ICO疯狂史》），
到了今年9月4日，
央行等七部委联合下发公告，
认定ICO为非法集资。
当天，张磊和三位合伙人关在会议室，
整整一天，什么都没吃，相互指责。
情绪平静后，他们又开始互相道歉，商讨方案。
最后他们决定，尽快办理清退，
以后再也不碰ICO了。
在此之前的2天，
他们为了“托市”投了1000多万进去，
也权当交学费了。
开完会已经是凌晨3、4点，
张磊铺开睡袋，在会议室的地板上躺了几个小时。
第二天，基本世界开始发公告、办清退。
十几个投资群瞬间爆了，骂声载道。
客服招架不住，张磊亲自上阵，
安抚“散户”们的情绪。
最多的时候，他1个小时内要回复2000条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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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过度的疲劳和紧张，
张磊开始出现头晕、心跳的症状。
他去医院检查，甲状腺激素超标19倍，
心跳、血压都高出正常值。
他原本打算回公司输液，
但医生不让他走，“你要走我叫保安。”
病房外临时加了一张床，
张磊躺在上面，大大小小的药液，输了14袋。
值班医生半夜来看他，撂下一句话：“命都不要了。”
那个时候，张磊躺在病床上，
第一次对创业感到后悔。
30多岁的时候，张磊认为创业乐趣无穷，
“与天斗、与人斗，尤其与自己斗。”
经历了这次危机，他才觉得，创业其实不适合中年人。
当初他创业的时候，全家人集体反对。
女儿5岁了，他基本没怎么尽过义务。
现在生病住院，也不敢跟妻子讲，“家里快把我开除了。”
“折腾家庭，折腾自己，最后可能把命也搭进去。如果现在再让我选择，我一定不会创业。”张磊说。
在医院呆了12个小时后，
张磊输完液，又回到了公司。
项目还有一堆事情等着他处理。
此外，他与36氪的采访也约在了这一天。
就在我来之前的大约半个小时，
张磊说他趴在桌子上，迷迷糊糊晕过去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最后是电话叫醒了他。
39岁生日之前，张磊去了一趟雍和宫。
父母年纪大了，身体都不好，
这一点无法用钱解决，
他甚至都没有时间陪他们。
为此张磊常常感到自责，却无能为力。
“钱解决不了，就烧香拜佛，觉得自己年龄真大了。”张磊说。
办理完基本世界的清退之后，
张磊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家好好睡上一觉，
然后陪妻子看一场电影。
他已经两周没回过家了。
张磊身边的很多中年夫妻，
因为缺乏沟通，感情变得十分凉薄。
而中年的创业者，矛盾就更加突出。
“赚钱争吵、亏钱争吵，因为时间会争吵，因为孩子会争吵，因为所有的事情都会争吵。”张磊说。
这种长期的紧张关系，
导致的一个可能性结果就是婚内出轨。
一段不正常的关系持续几个月，最长二、三年，
然后用一笔钱解决所有的问题。
某种程度上，张磊认为这也是一些中年人排解危机的方式，
虽然这种关系本身也会为他们带来烦恼。
“这个一旦解决问题之后，人就正常了。”张磊说。
当然，钱仍然是很多中年人焦虑的原因。
张磊曾经在海淀一所小学的环廊里，
亲眼目睹一位父亲为了孩子升学给校长下跪。
这个父亲一定没有用钱来解决问题，
张磊心想，没有钱的中年人太难了。
这个时代与之前的不同之处也在于，
在城镇化、小城居民涌向大城市时，
没有房产，周围没有亲人熟人帮衬，
一切都要靠自己挣得。
而大城市里，无论是教育，还是房产，
都不便宜，甚至堪称昂贵。
到了中年，负担更加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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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高德的前一年，方勇买了学区房。
7万一平米的老房子，“又小又破”。
他花光了他的积蓄，每个月还有2万多元的按揭。
离开高德后，这笔钱成了问题。
方勇认为，这是中国中产阶级面临的一个普遍困境，
“一旦出现一些变故，一下就跌到底层。”
不久前，方勇刚刚过了40岁生日。
岳父岳母做了一桌菜，全家人一起吃了个团圆饭。
这并没能让方勇的情绪好一点，
他知道年长一岁，自己的职场竞争力又下降了一格。
而这不仅仅关系到他自己，还关系到整个家庭。
“失业了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
20多岁失业，大不了啃老去。
现在不是你啃老，是老来啃你。”方勇说。
索性，他手里还有一些阿里的股票。
刚离开高德的时候，
阿里因为“假货”风波，股价正值洼地。
他等到价格稍微回升了一些，一股脑儿全卖了。
如今，这些股票比他卖的时候溢价了70%。
“这时候你就得认命，特别寸。”方勇对36氪说。
方勇最终也接受了薪酬的下降。
离开高德8个月后，他找到了一份工作。
新东家是他从前的一个客户，热情相邀，
但开出的薪水是高德时期的一半。
方勇接受了这份工作。
他实在太需要稳定的收入来提供一些安全感了。
但与赋闲在家相比，接受这份工作是另外一种焦虑：
“你接受你不再上升，接受你下降，
发现你人生的顶点已经走完了，
开始走下坡路了。这非常可怕。”方勇说，
“我希望我永远在上坡。
到了顶点，第二天我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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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勇还记得，他刚来北京那一年，
赶上北京百年不遇的一场大雪。
整个城市的交通都瘫痪了：
高速封路，公交车把他放在道旁。
他在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馆，
花了40块钱住了一晚地下室。
今天，他仿佛就遭遇了一场人生的暴风雪。
“我不能永远陷在这个坑里头，还得往上走。”方勇说。
不久前，一个中档规模的团队找到他，
希望他在北京从头搭建起一个团队，
并开出了与高德时期等量的薪水。
方勇认为，这可能就是他爬出事业低谷的机会了。
钱、薪水，对中年人的重要性到底有多大？
这在这个时代之所以看起来如此重要，
是不是因为社会剧变、行业剧变带来的不安全感，
造成的对钱和职业前景的恐慌？
张思宏的心态可能更气定神闲一些。
从35岁开始，他已经陆陆续续十多年，
到几所大学代MBA课程。
他写了一篇对比乐视和亚马逊的稿子，
阴差阳错成了半个职场“网红”，
这让更多人的人来邀约他分享。
他从北京搬到厦门，
在几所大学的MBA中心做客座教授，
同时做咨询，写文章，去全国各地分享。
今年上半年，张思宏总共出差140多次，
比他在亚马逊期间还频繁。
讲课获得的收入还不错，
但很难同亚马逊期间相比。
“你要有成熟心态，选择这种生活，意味着必将失去一些东西。”
张思宏活到46岁的人生经验是：
职场中最大的谎言就是财务自由。
“一定要在你的文章里驳斥这个观点——”他提醒我，“钱永远都不会满足。因为欲望是随时上升的。”
而焦虑与欲望相伴，
中年人的危机永远不会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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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业者张磊看来，这一代中年人的危机，
与上一代已经全然不同。
上一代中年人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物质不够丰裕；
而这一代的中年人，很多人的危机来自于自我价值的实现。
“难度太大了，大多数人选择沉默、憋着，
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激烈爆发。”张磊说。
中国的这一代人，
在剧烈的社会财富增长带来了强自我期待下，
在孤身从小城镇来到大城市、脱离原有亲友乡邻带来的心理支持时，
中年危机的强烈程度，相较此前，是成倍的。
这也是为什么抑郁症成了这个时代的流行病。
你只能想法调试。
转行也好，创业折腾也好，
寻求帮助也好，自我疏解也好，你别无他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