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促进经济增长而言，做加法的效果往往比做减法的效果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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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前十天左右，家人建议利用国庆长假一起去海边度假，上网一查询，从北京出发飞往国际上的热门旅游岛屿，均已告知没有机票。我提议可以去涠洲岛看看，但发现酒店已经爆满。家人提议去三亚，尽管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全家人已经在那度过一次假。
但在安排去三亚行程的时候，发现符合我们时间的往返机票需要两万多一个人（按照目前各旅行社的报价，这去三亚的成本几乎可以去世界上绝大多数旅游景点），家里人顿时都犹豫了。后来我建议，可以考虑从北京飞海口，然后从海口美兰机场坐动车去三亚，毕竟海口美兰机场就有直达动车去三亚，而且比较方便，中途时间也就一个小时左右。这样安排下来，发现每个人去三亚的交通费可以减少一万七千多。
到达三亚度假之后，家人自然会把这次度假的感受与2008年做对比，发现亚龙湾的商业设施比以前是完善了很多，但还是觉得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主要是来的游客相比以前多了很多，以前靠近酒店的海滩，下海游泳的人相对较少，而且多数是老外，但现在人很多，老外相对零星。更为诧异的是所住的五星级酒店晚餐去晚了竟然没有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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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庆期间听到的新闻来看，国人在全球范围内旅游的快速增长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国人在旅游期间顺便购买全球的奢侈品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么庞大的需求，为何没有在国内得到更加充分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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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我们担心经济下滑，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需求，实现稳增长，另一方面却又发现强大的国内需求得不到充分的满足。出现这种情况只能是一个解释就是：供给与老百姓的需求不匹配。
为何会出现供给和需求不匹配？
主要的原因是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老百姓的需求会出现动态变化，但我们社会资源在供给端的分配由于制度安排的约束没有同步跟上。
1978年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由于当时老百姓急需的需求是穿暖和吃饱，所以当时改革开放的制度安排释放，涌现了大量的乡镇企业，这些企业主要是从事食品加工，也涌现了大量的纺织厂。稍微有些年纪的人都记得，八十年代农村说的最多是“万元户”，其中绝大多数是从事食品加工的是乡镇企业主，当时的城镇居民更希望自己的孩子就业选择外贸企业和纺织企业，因为那边效益好。
随着老百姓温饱的解决以及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住和行”的需求随之快速增长，不希望一家几口人都挤在筒子楼里，也开始希望能开着汽车去郊区游玩或者开着汽车去办事，不再仅仅满足骑自行车。但由于这些消费受到房屋分配制度和银行个人信贷方面的约束，九十年代初期老百姓的这些需求很难得到满足，社会资源在供给端也主要集中在轻纺工业，出现了产能的过剩，经济便也出现了较长时间的调整。随着九十年代后期，房地产制度安排的改革和银行体制的改革，老百姓对住房和汽车的需求得到充分的释放，经济便也迎来了一轮高速的发展。当然过去从事与之相关的企业也都得到快速发展，我们数一数过去十几年福布斯排行榜，就不难看出，房地产和汽车，以及与之相关的周期性行业，在过去近二十年，得到了迅猛发展。
但发展到现在，我们的城镇居民绝大多数已经满足了对房地产和汽车的消费需求，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长，他们的消费需求已经在朝着更高的方向演化。从这次“国庆黄金周”也可以看出，老百姓对日常耐用品的消费也不仅仅像过去一样拥有就行，而是开始去追求耐用品的高品质，这就需要我们生产的产品不断升级。与此同时，老百姓对旅游的追逐也已经在不断提升，开始去享受休闲和娱乐。
其实，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消费升级已经不仅仅体现在旅游方面，对娱乐、医疗、养老健康、教育等的消费需求也都在急剧提升。
但很遗憾的是，当前面临的困境与90年代中期差不多，社会资源仍然集中在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主导的周期性行业，对那些老百姓需求提升较快的服务行业，行业准入和发展等仍然约束较为严格。与此同时，金融市场的制度安排也使企业融资更多依靠较大的银行，这对“体量小，不确定较大”的中小微服务企业而言，存在着天然融资的困难。
这就需要我们从供给端进行改革，以满足老百姓不断增长的需求变化。
以往我们在进行供给侧改革的时候，更多的是对传统周期性行业进行产能的淘汰。但从“国庆黄金周”旅游消费火热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考虑另外一个视角，即可以通过改革来满足老百姓快速增长的需求，增加与老百姓需求增长相匹配的供给。就促进经济增长而言，做加法的效果往往比做减法的效果更加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