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澳大利亚的发展特点
1788年以来的澳大利亚史就是一部既循序渐进又持续不断的澳大利亚社会变革史，无论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转型中，还是在同一形态的社会政治变革里，社会观念与国家政策的变化与更改基本上都是后者对前者的继承和完善，而不是后者对前者的批判和否定。这就保证了社会发展在风平浪静中演进，而不是在天翻地覆中震荡。如对英国代议制度的移植是自治运动的主要内容，而在之后的社会改革与转型中，它的充实与完善过程表现为其澳大利亚属性的愈加鲜明。这种良好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使澳大利亚社会得以稳步而持续地发展。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澳大利亚的社会变迁更加显现为按照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而运行。独立过程的平稳完成使得殖民时代社会的制度与机制在独立后仍大多被保留了下来，并继续正常运转，进而使其后的发展得以沿着和平的轨迹前行，而断裂突变的现象几乎不复存在。就社会发展而言，澳大利亚迈出的第一步往往落后于同时代的欧美国家一步，而其后的发展速度与水平不仅毫不落后于欧美国家，反而在一些方面还时常显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澳大利亚历史无疑是世界现代化发展历史的组成部分，并具有后起现代化国家的典型形式与属性。较之于欧美国家，这里的现代化对世界现代化发展的贡献不在于如何创造，而在于如何延伸、继承、完善与创新。“延伸、继承”显示出澳大利亚进入了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完善、创新”则表现为它拥有诸多“敢为天下人先”的创举，如选举制度、妇女权益、本土化问题等。而这些创举大都与社会发展的稳定与和谐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或者说是只有在社会稳定与和谐的状态下才会产生这些创举。因此，和平渐进是澳大利亚历史发展的特点。
现代化的发展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经常遭遇阻碍，而澳大利亚的现代化进程风平浪静、顺理成章等等。遗憾的是，也正因其稳定与和谐的特点，而使其发展过程显得相当平静与顺利，难见波澜，因而导致它长期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其许多特点与成就不仅往往因此而鲜为外人所知，而且就连澳大利亚人也时常处于“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状态。例如，澳大利亚的独立无论就其内容还是获取过程都具有特殊意义，但是，在“历史”的大山里漫步的澳大利亚人当时却没有感知到这个“庐山真面目”即“独立”的伟大意义。
综观澳大利亚社会形成与发展过程，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本土化。本土化是澳大利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实质表象。在本土化发展的过程中，以英国为主的社会意识、政治制度及经济体系被自然而系统地移植于澳大利亚，进而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状态下孕育出新生的澳大利亚民族和国家，澳大利亚也由此逐步与母国分离，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澳大利亚社会变革的基调与主题由此构成，并作用于澳大利亚社会的屡次转型。换言之，澳大利亚现代化模式就是英国现代化模式的澳大利亚本土化版。
传统问题是各国现代化不可回避的问题。澳大利亚虽然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却不是一个没有传统的国家，英国的传统在澳大利亚无处不在，以致人们时常视其为英国的“海外部分”,“一块被放错地方的欧洲土地”。然而，本土化如同一只过滤器，对移植而来的舶来品进行扬弃，结合本地实际取其精华。十七、十八世纪，历史教训使英国人认识到和平解决冲突的必要性，并致于用和平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与改造社会制度。时至十九世纪上半期，英国人已努力使自己成为运用和平方式解决内部冲突的典范。而澳大利亚社会发展与转型恰在此时与其后，和平方式自然根植澳大利亚，并造就出了更为稳建的和平发展模式。此外，西方国家的种种弊端虽然时常出现于澳大利亚，甚至产生很大影响，但这些糟粕往往能够在本土化过程逐步被淘汰。源于欧洲种族主义的“白澳政策”虽然在澳大利亚民族与国家形成中产生过巨大凝聚作用，但它对土著居民和有色人种移民的伤害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澳大利亚人意识到其严重性后，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将其唾弃。1972年，联邦总理惠特拉姆明确表示:“种族或肤色将不再成为进入澳大利亚的一种标准。”
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澳大利亚已达到了无需借助本土化也能持续发展的程度。这表明本土化终将在未来终结其功能，但本土化毕竟影响了澳大利亚社会两个世纪，使澳大利亚从英国的“海外监狱”步入发达的现代国家行列。
和平渐进与本土化带来了澳大利亚的持久稳定与和谐。它表现为:
第一，澳大利亚社会一直处于安定之中。从1788年至今，澳大利亚没有发生过战乱或社会动荡，而外界的动乱不仅没有侵扰这块孤悬南太平洋上的大陆，反而为它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澳大利亚内部的各种关系易于协调，人们习惯于不使用激进的方式解决矛盾。在澳大利亚的历史上，仅在1854年12月发生过一次金矿工人暴动----尤里卡起义，造成30名工人和5名军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轰动一时。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唯一一次造成伤亡的政治性社会冲突事件。
应予指出的是，澳大利亚白人对土著人及有色人种移民曾有的暴行虽令人发指，但由于后者人数不多并长期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因此，这类行径不至于导致社会动荡。稳定的社会环境使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成为可能。
第二，纵观澳大利亚发展历史，竟没有一组足以导致社会混乱或分裂的社会矛盾存在。在这个国度里，宗教问题简单，意识形态比较单一，民族成分日趋复杂但少有冲突，劳资矛盾与纷争可以在法制范围内调和。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合理谋利”是澳大利亚人共有的社会意识与共同的行为规。因此，维护和谐发展成为人们的共识和自觉的行动。简言之，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民族和谐是当今各国现代化发展的必备条件，而澳大利亚恰巧都具备这些条件。
近代以来，因社会结构复杂而导致的利益相悖往往是造成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社会变革中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之一，往往紧随唇枪舌剑之后的就是刀光剑影，乃至兵戎相见。而审视两百多年来的澳大利亚主流社会，情况则大相径庭：涉及社会问题的矛盾冲突此起彼伏，但仅限于口诛笔伐，尤其是在尤里卡起义之后，人们自觉排斥暴力，对冲突升级多加防范。
渐进改革是英国社会发展的一种方式，而这种方式移植到澳大利亚后，则就出更为平稳的“澳大利亚渐进改革模式”，铺设出平坦的澳大利亚现代化之路。值得指出的是，二十世纪20年代以来，人们推崇印度“圣雄”甘地的原因在于他倡导与领导了导致印度独立的“非暴力运动”，并认为这是他的首创。然而，通过考察澳大利亚的历史，不难发现，早在十九世纪，这种运动形式就已出现在澳大利亚，并卓有成效。因而，澳大利亚应是第一个以非暴力形式获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也导致了澳大利亚一个与众不同的现象：其他国家与民族往往因拥有成千上万捐躯的英烈而自豪，可是，澳大利亚人则为在其历史仅发生过一次造成几十人伤亡的冲突事件而得意。
从民族意识和民族秉性方面而言，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澳大利亚民族秉承了英吉利民族的求稳心态，澳大利亚民族与英吉利民族一样同样以稳重守成而著称。这并不是一味顽固地反对进步，而是对变革的进程和方式持谨慎与持重的的态度。例如，二十世纪中期以来，共和运动已在澳大利亚酝酿了半个世纪，尽管澳大利亚迟早将实行共和政体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1992年2月至1994年2月的五次民意测验结果来看，支持共和制的比例分别为57%、56%、66%、62%、63%。在1998年2月召开的宪政会议上，152名代表围绕共和国问题舌战10天，最终以89票赞成、52票反对和11票弃权的投票结果，同意在澳大利亚建立共和国。投下反对票的联邦总理霍华德说道:“我本人毫无疑义地认为这一共和模式已得到一个明确多数的赞同，可以交由明全民公决。”然而，在1999年11月6日举行的全澳全民公决中，澳大利亚却明确无误地拒绝了共和制，致使孕育已久的“共和婴儿”胎死腹中，尽管之后仍有75%的人支持在澳实现共和制，90%的人主张由澳大利亚人出任国家元首，仅有9%拥护英国女王为澳大利亚国家元首。其原因则相当简单：澳大利亚人认为共和制还有一些不完备之处，尚需进一步完善，不能因操之过急而引起社会波动；二是求稳心态影响了人们的行为。霍华德的一席话道出了原委：现成的君主制“只要没有破碎，就不必修理它”，澳大利亚“何必劳民伤财，为变而变?”然而，共和运动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一向倡导共和制的工党总结了经验与教训，表示将继续致力于共和事业，“直到一个工党政府的总理带领我们走进共和国那一天为止”。
六、理性与平稳发展的原因
从表面上看，澳洲社会的发展节奏似乎比较缓慢，难觅标志性的突变事件，但它在一个又一个不显眼的渐变中，发生了一个接一个关键性的质变，形成一个连一个实质上的飞跃，从而自然地呈现出潜能巨大的可持续发展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上的一切看上去又是非常平静，原封未动，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但回首则可看到具有天壤之别的今非昔比。它用200多年时间顺当而轻松地走完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用较长的时间和更大的力气还未跋涉完的路程。因此，从这个角度与实质上看，澳大利亚的发展又是迅速而稳健的。
分析其原因，作者提出了三条：
第一，澳大利亚民族是一个脱胎于英吉利民族的年轻民族，英吉利民族的民族精神不仅对澳大利亚民族而且对世界许多国家的影响深远而重大。作为现代化先驱民族国家的精神产品，英国的“绅士风度”在澳大利亚得以移植、继承与本土化，表现为澳大利亚人在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及行为准则等方面与英国人如出一辙，而注重平等与公正、讲究理性主义、崇尚稳重与平和，厌恶暴力则是澳大利亚人尤为关注的内容。这种文明的传承对澳大利亚现代化发展至关重要，也是它可以顺利具备现代化发展必备条件的一大因素。
第二，澳大利亚社会发展在稳扎稳打中进行，没有出现在一些国家常见的大起大落，表现出较强的持续发展能力和可观的发展前景。无论是十九世纪的“牧业大潮”和“淘金热”，还是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使澳大利亚在经济领或出现惊人的“大起”，然而，事后却没有出现可怕的“大落”，反而是在“大起基础上的再继续发展，使澳大利亚大受其益。平稳与谐调使社会变化所导致的社会损失微乎其微，几近可被忽略。澳大利亚的仲裁制度“涉及范围之广为任何国家前所未有”，它的移植、建立与完善已历时百余年，各届政府对其态度大致相同。这一连续性使因制度变革所造成的损失仅表现为少数人在心理上的一时不适应。
第三，澳大利亚的发展不是在封闭的环境里进行的，它从一开始就因英国而面向世界，并愈加融于全球化。这在客观上使澳大利亚有条件鉴别、筛选、借鉴和汲取其他国家的经验与教训，在很短的时间里移植别国的成功举措和熟体制，确立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和方式，从而大大加快了澳大利亚社会发展的速度。如，在建立福利制度问题上，澳大利亚人目睹西方工业化中严重的社会分化而迫切要求背上这“文明的包袱”。联邦总理迪金在1906年写道：美国的效率是以“人们体质和生命的骇人牺牲作为代价换取的”，绝不能使澳大亚人“陷入这种可怜而绝望的境地”。在福利制度的建设过程中，澳大利亚并没有着力创建有关理论，而是借鉴英国人耗费了“几乎半个世纪的光阴”探索出的理论，经过本土化改造，建立起了适合澳大利亚社会的福利制度。
我认为作者的分析尚不够全面，没有涉及到澳大利亚的政治制度及其他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澳大利亚能够理性与平稳发展，至少还需要稳定的政治架构和适合国情的民主制度作保障，才能真正使国家长治久安，经得起风浪，减少内耗和抑制无谓的折腾。再加上多元文化政策的推行，融合了多民族文化，拓宽了民族沟通的渠道，增进了民族团结。
在书中，作者还用较多的篇幅论述了澳大利亚的政治制度构建、种族主义与“白澳政策”、澳大利亚外交、共和运动、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以及种族和解等重要问题。本书对于人们全面了解澳大利亚发展历史以及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认识澳大利亚的现代化进程，无疑会带来有益的帮助。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