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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经历层层内裂，从最宏观的文明到最微观的人心，最终全面衰败。然而，当一个文明即将落幕，它的政治、经济都在走下坡路，甚至快要跌落谷底的时候，哲学的巅峰往往才到来。
这是为什么？因为哲学是一种反思，是对文明、对生活、对人心的反思。当文明处于上行通道时，社会没有什么大问题，人们都在追逐美好时代，哲学就比较沉默；相反，当文明进入下行通道时，聪明人就会识别出深层次的问题，并反复拷问这些问题。比如，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把自己生活的时代形容为“礼崩乐坏”；庄子则认为不仅政治崩坏，连学术也四分五裂，“道术将为天下裂”。
哲学家们无法拯救即将毁灭的文明，但他们的思考会提出永恒的问题，让新生的文明汲取其中的养分。我们先从柏拉图的思考入手，一窥古希腊文明的“遗言”。
柏拉图对民主提出抗议
民主在如今这个时代已经成了“政治正确”，成了标准格式，柏拉图却对当时的民主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和抗议，这是为什么？
要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得先了解柏拉图这个人。柏拉图是雅典人，出生于贵族世家。他是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作品涉及神学、形而上学、认识论、价值论等几乎所有哲学的分支，并且提出了系统而深刻的观点。20世纪有位哲学家说，两千年的西方哲学就是柏拉图的注脚。
柏拉图在二十岁时拜苏格拉底为师。跟随苏格拉底学习之后，他觉得自己从前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决意追求哲学的生活。后来，苏格拉底被处死，柏拉图遭受了重大打击。正是劣质的民主，导致柏拉图最敬爱的老师苏格拉底被处死。
这位古希腊文明的骄子与古希腊最重要的民主制度产生了撞击。柏拉图对民主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和抗议，认为民主是坏政治，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坏政治横行的时代。
他在《理想国》里借苏格拉底之口，简要又精妙地描绘了民主制度的缺点。民主制度的成长就像没见过世面的年轻人一样，在经济条件紧张的环境中长大（暗示民主政治是穷人政治）。当他尝到了权力、财富、名誉、美女这些“好东西”之后，很容易被“不必要的欲望”吸引（吃饭、睡觉才是“必要的欲望”），开始追求浮华、寻欢作乐，甚至结党营私，争权夺利。
劣质化的民主
其实，柏拉图批评的民主，是经历了雅典内裂和衰败后，演化出的劣质化的民主。有两个例子可以直接证明这种民主已经坏得令人匪夷所思了。
第一个例子是雅典的公民大会居然频繁地做出决议，要出钱招雇佣军代替公民去打仗。这个决议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呢？公民平等是古希腊民主的基本准则，每个公民平等地享有权利和义务，其中最重要的权利和义务就是当兵打仗。而招雇佣军的决议等于公民主动放弃权利、推脱义务，简直就是出卖民主、出卖城邦。如果公民已经不再承担义务，抽签和多数决定还有什么意义？爱国奉献又从何谈起？
第二个例子是陶片放逐法。雅典公民可以在公民大会上用陶片写下希望被放逐的公民的名字，一旦赞同的人数达到法定数额，此人就会被放逐。这是一种严厉的惩罚，因为放逐一个人就代表剥夺他的公民资格，相当于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判他死刑。
那么，公民大会如何判定一个人应该被放逐呢？是因为他罪大恶极吗？不一定，只要有人认为他危害了城邦就行。当时的雅典人往往认为优秀的人对城邦有威胁，就会先把这样的人放逐。决议一旦通过，被放逐者不得申辩，十天之内必须离开城邦。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城邦之外，非神即兽。”很多人被放逐并没有什么正当原因，只是因为他们太优秀了。
可是，人多势众就一定对吗？从上述两个例子来看，民主政体在运行过程中，很可能滥用原本恪守的原则，进而破坏原则。
从亚里士多德到孟德斯鸠，他们一直强调一个道理：任何政体都有自己的原则（比如，民主政体的原则是平等），遵循原则的政体会兴盛，背叛原则的政体会衰败。但是，原则执行起来并不容易，故意毁坏和过犹不及会从两个不同的方面侵蚀原则。而且，有很多外力会干扰原则的执行。比如，雅典商业发达之后，必然会产生贫富分化，平等很容易被金钱侵蚀。但偏离原则就意味着退化和堕落，很容易变成打着民主的旗号干集体自私自利的事情。前文的两个例子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正所谓“自作孽不可活”，雅典人这样公开毁弃自己的原则，就等于自我瓦解、自掘坟墓。难怪柏拉图激烈地批评民主。
城邦的正义
不过，如果你觉得柏拉图只是批评劣质化的雅典民主，那可就小看他了。他还要找到城邦世界最好的秩序，这也是他写《理想国》的目的所在。
在柏拉图如大海般广阔和深邃的智慧中，有一点可以充分展示他对文明的思考，那就是他对灵魂与城邦的类比——人的灵魂和城邦一样，都得遵循正义的德性。
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中有四种德性，分别是：智慧——理性的力量；勇敢——意气的力量；节制——和谐和秩序的力量；正义——当智慧统领了勇敢和节制就是正义，人的灵魂就是健康的。
相应的，在城邦之中，智慧是统治者应有的德性，勇敢是护卫者应有的品质，节制是生产者应有的品质，智慧的统治者统领着勇敢的护卫者和节制的生产者，城邦就是正义的。
以柏拉图的标准来看，公民们花钱请雇佣军这一行为，是因为商业的繁荣膨胀了他们的欲望，使他们失去了节制的德性，利令智昏，以至于理性的智慧也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勇敢可言了，正义自然也就荡然无存。
同时，雅典的对手斯巴达也好不到哪里去。希波战争时，崇尚自由、捍卫荣誉、绝不向专制和奴役屈服的斯巴达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堕落了。他们为了打败雅典，不惜和波斯人结盟——斯巴达没有直接动用波斯的军队，而是从波斯人那里拿了不少钱。
虽然柏拉图对雅典民主有切肤之痛，但他批评的不只是雅典的民主。《理想国》也不是政治时评，而是对一切坏政治的批评，是超越政治之上的哲学。民主并非不可批评，坏政治必须予以批评，只不过雅典劣质化的民主首当其冲罢了。
柏拉图投身政治
柏拉图对理想国的追求并非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他还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中，甚至前后三次在叙拉古意图实现“哲学王”的蓝图，也就是把政治权力交给全知全能的哲学家。不过，柏拉图这些政治上的努力最终都失败了。
柏拉图第一次去叙拉古是受了好友迪翁的邀请。迪翁是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斯一世的妻舅。然而，狄奥尼修斯一世对柏拉图批评僭主政治的举动颇为恼怒，因此，柏拉图没有实现把君主改造成哲学王的宏图，最后悻悻离开。
柏拉图第二次去叙拉古，还是受了迪翁的邀请。这个时候老僭主狄奥尼修斯一世已死，新僭主狄奥尼修斯二世上台。然而，因为迪翁在老僭主临终之际劝他把权力分一点给小儿子（迪翁的亲外甥），作为大儿子的狄奥尼修斯二世对迪翁怀恨在心。迪翁邀请柏拉图来访，是想通过哲学王的教育弥合自己与新僭主的矛盾。可惜，四个月后，迪翁就被新僭主流放。柏拉图的教育就算没起反作用，也是徒劳无功。柏拉图只好再次离开。
柏拉图第三次去叙拉古，是应新僭主的邀约。新僭主承诺，若是柏拉图肯来，就允许迪翁回国。可是，等到柏拉图真的去了，新僭主的表现比上次还要糟糕，他完全听不进柏拉图的教导，只想让柏拉图做文化“花瓶”。柏拉图决意离开，却受到威胁。最终，柏拉图想尽办法才得以逃脱。
柏拉图积极投身政治的行动，和我们对哲学家既有的印象不太一样：哲学家不是追求沉思的生活吗？为什么西方头号哲学家要投身政治呢？因为柏拉图有宏大的抱负，他想用哲学改变世界。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统治是件很难做好的事情，聪明人都不愿意做统治者，因为统治本身费力不讨好，统治者要么为了金钱，要么为了荣誉，要么为了避免惩罚才去统治。而柏拉图之所以想当统治者，或者想让自己的学生当统治者，金钱和荣誉都不是主要原因，避免惩罚才是他的动机所在。
柏拉图需要避免什么惩罚？对柏拉图这样一个胸怀世界、有良知、有抱负的人来说，世界的混乱、肮脏、虚伪和不义令他感到焦急又无能为力，这就是不折不扣的惩罚。这种惩罚曾经真切地发生在柏拉图身上，那就是眼见着雅典的劣质民主处死了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
所以，权力对柏拉图来说很重要。柏拉图之所以投身政治，有一句话可以做出很好的解释：你不掌握权力，离它远远的，那你就会把位子让给你最讨厌的人。
（信息来源：叙拉古之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