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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疫情，已经是一个全人类都需要共同面临的挑战和历史事件，但当中发生的东西方文明的不同意识呈现，也让我们看到了彼此之间的认知差距。认识自己，认识和自己不一样的文明，是孩子们认识世界的一把钥匙。将来我们的孩子终将行走天下，学贯古今中外，为祖国效力，为祖国的复兴大业添砖加瓦。
今天，我们邀请团队里的历史学老师，来和孩子一起从历史文化的起源来聊聊东西方意识文化的区别，希望帮助到我们的孩子一点点来认识这个世界。
这个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周朝的“周”字，从这个字上我们可以看出，距今3000多年的久远文明是以农耕文化作为主要国家形态的。任何一个文明都与其地域、气候、环境和发展历程直接关联。这也就注定了东西方文化从一开始就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和模式。
首先，东方文明属于大陆文明，农业是几千年来中国的立国之本，重农抑商的价值选择是这片土地的生存需要。强烈的向心力也是导致千百年来中华文明以大一统为王朝鼎盛的象征。因为大陆文化的特性，大家祖祖辈辈都在相对固定的生活环境生活，生存环境比较简单规律，经验的传承至关重要，年长者能更好引导和帮助年轻一辈更好的适应生活。因此，在社会形成最初期。在一个族群里，获得领导地位和话语权的往往是这些资深的年长者，因为他们最具有生活的经验和智慧。另外，作为农业国家，依靠集体协作来共同生存，依靠组织而获得生存和发展，崇尚集体主义成为一种共识。而在这个集体中推举一位智慧、贤德的年长者成为领袖演变成后来 “内圣外王”（意思是指一方面具有圣人的才德，一方面又能施行王道）这种以集体利益至上的农耕文化，能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以求到达最佳生存优势。人和人之间，各个社会阶层之间，人和周围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成为东方文明的朴素哲学思想体系。
而西方文明就完全不同了，一个民族一个文明在其童年期就可以看出她的民族性，而这个民族性又与其地理、气候、生存环境具有直接的关联和影响。从古希腊文明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一路看过来，因为地貌界限不分明，地形复杂，区间分离，与大海融为一体，形成了西方的海洋文明特征。海洋文明的特性引发了这片土地的人民具有了不一样的性格和生存特性，比如说冒险精神、契约精神、开拓精神、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征服主义以及对自然的好奇和的对科学的探索精神和重商主义，早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就有了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海洋，控制世界必先控制贸易的言论。注重贸易文化主导的他们，把契约精神变成为了其主要精神价值观，尤其在他们漫长的封建制（庄园制）的历史时期里，社会形成了一个有力的中间阶层：贵族。从此国王、贵族、宗教三方势力来瓜分国家的治理权，实现互相制约和权衡。
西方文明在漫长的中世纪中厚积薄发，在文艺复兴的觉醒，复兴古希腊文明，继而开创出地理大发现的新局面，开始了对世界的征服、侵略和血腥原始累积以及对自然科学探索的新高潮。我们从鲁滨逊漂流记中就可以一窥这个时期的人文精神。由于对自然科学开始有了探索和研究并逐渐形成一种风气，因此西方价值观里强调的是个人主义和探索精神，淡漠了集体道德约束，且以结果来作为导向衡量。因此，文化根源的发展决定了东方文化里强调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人和自然的和谐的处理，是一种内向型思考。而西方强调的人与客观事物发生的反应，注重人个体的探索和对外部的征服，是一种外向型的思维模式。另一个角度，从中西方神学的发展历史里也可以窥探出中西方在信仰、认知和态度上的不一样。
在神对人的作用上：中国的神是比较高冷在上，与人是有区分的，以家长式主导管理模式；而西方则把神“人性化”，描述神具有和人一样的“七情六欲”，推行的是平级型的管理。
在中国，神和人泾渭分明，界线严格，神的形象是完美的，不该有七情六欲的超凡体。所以的中国的神更像是家长，拥有至高无上说一不二的权利，人则对神顶礼膜拜、敬若神明，祈求庇佑。
而在西方，神虽然也掌管着人间的一切，但神与人是互相交合的，西方的神都拥有人同样的感受：善恶、嫉妒、贪婪和幻想。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西方文化中对于人性本能的推崇和肯定，他们认可人性有恶，所以相信自己去做一些善举能得到神的“宽恕”，获得内心的平静。
在神与神之间的关系上，中国的神是等级森严、尊卑有序；西方的神则是相对自由，互不买单。
在中国，神仙并不能逍遥自在、无拘无束，上至玉皇大帝，下到虾兵蟹将都各有自己的位置和等级，混乱不得，每个位置上的神都是通过自己长期的修炼才能获得相应的等级，各个等级又是被更高一级别的等级来任命的，就这有了中国古代封建等级制度的雏形。
而西方神话中的神，在组织上比较松散，崇尚自由，关系相对平等，除了宙斯称为众神之神，其余众神级别一样。神与神之间常有矛盾，而且总是互不想让，最后总是通过众神的“占队”来解决纷争。这里也无形中反应了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形成了现在“投票制”的雏形。
所以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看到的这种中西方差距的反应就很正常了。我们喜欢集中力量来办大事，这也很好的体现了我们国家的优势。作为政府，它能够统一调用到这种资源，无论从人力物力财力，他们能掌控的权力和资源的调用确实要远比西方国家大得多。我们能做到一声令下，全民响应。这样带来的好处是：简单明了，非常高效率。国家优先考虑的是整体利益，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都会是正向的。这就是我们的一种集体潜意识：“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给了我们很大的安全感的。
这也是我们在遭遇到突然袭来的未知病毒的危难关头，完全依靠自身的努力，以武汉人民和奋战在一线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包括志愿者为代表，以及全国人民的牺牲换来的伟大成就！ 在注重个人精神的西方人眼里：如果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这些方式对我有帮助，说服我理解，那么，你不让我出门、限制我自由，你对我进行一个监管，这就是对我个人权利的侵犯。（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抗疫手段西方没去做的那就是另说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国家里只有“呼吁”“建议”，没办法采取真正有效的隔离、监管手段的原因，因为一旦这样做，造成的社会问题可能比病毒本身带来的问题更大。这也是为什么，西方人最终只可能自己被病毒“吓住”，而不是政府管住。正因为东西方文化从古至今的根源上的差异，所以才很容易去曲解，所以当我们看到西方对我们的曲解时也会非常愤怒，觉得他们非常片面，那是因为：他们也是有认知局限的，甚至有很大一部分人也从未走出自己的国门，也从未尝试去深度了解外面的世界，只是抱着自己的主观意识去揣度未知的世界。包容和理解其实是相互的，真正了解过这个世界的人，不会这样狭隘和极端。
西方从历史渊源、地域文化来说，他们选择的方式是他们了解其民族本性的体现，而我们大中国在这场战斗中显现出来的绝对优势也是我们民族性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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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天和孩子谈包容，谈理解、谈如何让孩子去认知世界，可是世界真的不只是“走出去看看”这么简单。对于世界文化的差异，首先要了解他们的历史和根源，才有可能去谈接受，接受这种历史根源所带来的意识形态上的差距和不同，最后因为你迈出了自己的步子，尝试走出去看，走出去听，走出去思考，才能学着尊重和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