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自出现首例新冠肺炎患者以来，到今天已经有66天。
据今天下午八时的统计数据，全国确诊新冠病毒病例突破四千，达到4250例（死亡18例，治愈244例）。各州地分别是：新南威尔士州1918例，维多利亚州821例，昆士兰州689例，南澳大利亚州305例，西澳大利亚州355例，塔斯马尼亚州69例，北领地15例，首都领地78例。
截至目前，澳洲已经进行了21.1万次病毒检测，共有3966人确诊。公共卫生措施已经初见成效，确诊增长曲线出现了放缓的迹象，不过总数仍在增加。尽管澳洲绝大部分的确诊病例都有海外旅行史，但悉尼和墨尔本的社区传播仍在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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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国家内阁于3月29日召开会议，商讨有关肺炎疫情的相关事宜。总理莫里森则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政府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减缓病毒传播速度，拯救澳人的生命和生计。
政府正在展开一系列工作，从国内和海外购买更多的口罩、呼吸机、手套、防护服以及消毒洗手液。此外，联邦政府还宣布了一项11亿澳元的援助计划，旨在加强精神健康服务，远程医疗服务，紧急食品救助，以及为家暴受害者提供帮助。
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限制民众聚集。对于某些地区的商家而言，需要做好应对进一步措施的准备，包括使用线上以及送货上门等方式为顾客服务。
新的措施有民众聚集的人数不超过2人。但与家人外出、婚礼和葬礼不受该规定的限制。葬礼最多10人参加，婚礼最多5人参加。各州和领地政府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强制执行该规定。
澳洲政府强烈呼吁民众尽可能待在家中，除非遇到以下几种情况：采购必需品；就医；锻炼（必须遵守相关聚集要求）；工作和学习（如果无法在家进行远程办公和学习）。关闭所有室外游乐场、滑板公园以及室外体育场。
上述措施于当天午夜开始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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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澳洲疫情持续恶化，政府将出台进一步的限制措施。各州和领地领导人同意，将针对各自辖区内的实际情况采取进一步措施，包括关闭更多高风险及非必要的场所和活动。
政府认为，疫情当前，老年人的福祉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所有澳洲民众都尊重并重视老年人对国家的贡献。对于70岁以上或身患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新冠肺炎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
政府强烈建议，下列人群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居家自我隔离：
1. 年龄超过70岁
2. 年龄超过60岁且患有基础疾病
3. 年龄超过50岁且患有基础疾病的原住民
上述人群即使必须外出，也要尽可能减少与他人的接触。
看来，政府是非常担忧老年人感染新冠病毒。
今天下午，澳洲总理莫里森又宣布了1300亿的工资补贴计划。澳洲股市应声大涨，创下了近40年来的单日最大涨幅。
澳洲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都有一个基本点，即如何在疫情防控与社会经济恢复之间寻找平衡。
澳洲政府预测肺炎疫情至少要在澳洲持续6个月，而阻止病毒快速扩散的社交距离政策也将持续6个月。有专家分析，新冠病毒将像流感病毒一样，长期存在。即使新冠病毒最终被彻底消灭了，依然还会有其它病毒及风险出现。
看来，我们要作好与新冠病毒长期相处的准备。
这次，新冠病毒给人类出了一道如何决策、如何采取集体行动的大考题。通过前段抗疫，西方国家表现出与中国不一样的治理模式。有人形容，中国像下象棋：中央首脑坐镇中央全权指挥，马走日，象走田，卒只进不退，层次分明，规则清晰；楚河汉界为线，敌我矛盾清晰，中国人与新冠肺炎，有你没我，有我没你。西方国家像下围棋：战局铺开，多头作战，分布式围剿；白子黑子混合，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很显然，前者擅长打闪电战、歼灭战，后者更像打持续战、消耗战。各有特点，各有长处。但是，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世界疫情的持续蔓延，不仅对所在国是大灾难，对中国也非常不利。世界各国需要探寻与新冠病毒共存的机制，需要达到病毒防控与经济恢复的平衡。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只要生产要素自由流通，市场自然可以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后来，新制度经济学家指出这种想法不切实际，他们在这种观点上加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具有激励性的制度。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公平的产权制度是一种具有激励性的制度，以此引申出对公民权的保护。所以，与这种市场自发秩序相匹配的国家治理模式，是一种产权明晰、保护公民权的分布式模式。
西方国家倡导建立公民社会。在这种体制下，公民的权利与政府的责任非常明确。政府与个体及的决策是独立的、分散的，皆以自我利益最大化行事，从而促使整体社会福利最大化。
这种模式表现的明显缺陷是短期执行力不强，效率不足。因此，西方国家控制疫情的时间，肯定要超过中国，感染人数会达到相当的规模。目前，美国、意大利、德国等一些国家的疫情发展已经证明这一点。
但是，西方国家的治理模式可分散风险。即使联邦政府短期停摆，特朗普连任失败，也不会影响国家大局。
如果与病毒长期共存，光靠政府，光靠战时模式，这笔生命总账、经济总账，肯定得不偿失。我们需要激励个人、企业、家庭、社区及政府共同应对，多管齐下，分担风险，又各取所需。这就是分布式管控。最重要的是，这是一种与病毒、风险共存的长效激励机制。
保护个人产权及公民权具有激励性。个人、企业、社区、政府不需要成为“好经济学家”，他们不需要看到“看不见的”。每个人管理好自己的经济账本，只需要按自我利益最大化行事即可。
一个简单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方国家不主张人人戴口罩？其实，戴口罩是个人的权利。政府没有权力强制不生病的人戴口罩。政府只能提倡戴口罩，如果政府强行要求每个人戴口罩，政府就必须提供相应的口罩等相应的公共用品。这时，政府需要成为一个“好经济学家”，发现并补偿个人的“看不见的”伤害。
随着疫情升级，从个人到政府，每一个决策都在计算自己的经济账，激励个人创造最大价值，因此社会福利最大化。哪怕最后个人选择放弃工作，企业选择关闭工厂，政府宣布战时模式防控，也是如此。
但前提是建立公平的制度，否则会陷入更糟糕的“囚徒困境”。
如今，日本、韩国、新加坡度过了爆发期，他们与病毒共处的国家治理模式，值得研究。当然，这些国家治理模式的真正内核是科技进步。保护个人产权的制度，才能激励民众创造足够多的财富，保持旺盛的科技创新力。
一百年前，西班牙大流感造成世界10亿人感染（当时世界人口17亿），死亡人数在5000万以上，病死率超过5%。之后，人类与流感共存了100年，但至今无真正的特效药。不过，死亡率却下降到万分之二左右。这得益于医疗技术及人体免疫力的提升，还有丰富的物资及先进的制度。
所以，抗疫，不仅是经济战、科技战，从制度经济学角度说，也是制度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