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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侠

来自:水畔网行 0 0 2019-08-10

        我有一好友取网名为“大侠”。此公为人正直,喝酒豪爽,且嫉恶如仇,颇有侠士风范。

       侠客,旧称急人之难、出言必信、锄强扶弱、武艺高强的豪侠之士。《史记·游侠列传》:“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唐元稹《侠客行》:“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李白有诗云:“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古时侠客一般不受制于人,他们身手不凡,来去无踪,却从来没有企图用武力控制或者协助控制当时的社会。侠客遵循的不是儒学思想中的“忠”,而是“仁”。

       最早的侠出现在东周,近代谭嗣同在他的《仁学·自序》里提出: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另一派“格致”是他所说的“学”。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大多持这种看法。章大炎在《检论》中则认为凡是游离于蒿莱(顺民)和明堂(官吏)之间的人,都有为侠的可能,且儒家精神最高妙精深之处是和侠的精神相一致的,侠起于儒家八派之一的漆雕氏一派,而“世有大儒,固举侠士而并包之”。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则发表了另一种看法:所谓任侠之士,大抵是出身于商贾。商贾而唯利是图的便成为市侩奸猾,商贾而富有正义感的便成为任侠。

      春秋时代,是中国侠文化最灿烂的时代。侠人义士救危扶困,振人不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诺千金。赵氏孤儿、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时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

      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豫让刺杀赵襄子的故事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豫让为了给智伯报仇去刺杀赵襄子,设法混进赵府,他用自残的方式,吞炭漆身,化装易形,吃尽了苦头。在被抓住之后,审讯者对豫让说,你当年也曾为范家、中行家效力,这两家都被智伯灭了,你不为他们报仇反倒为智伯卖命,为什么今天智伯被人灭了你就这样死心塌地为他报仇?豫让回答说,当年范家、中行家随随便便看待我,我也这样对待他们;智伯待我像对待国士,我自然要用国士的行事方式来报答他。

      豫让的这句回答,开了两千年来“士为知己者死”的滥觞:我豫让不是你们任何一个人的附属品,我就是我自己,我没有给你们报仇的义务,给不给你们报仇全在乎我自己。豫让追求的是等级社会里平民的个人尊严和社会、他人对自我价值的承认,尤其是在向来瞧不起平民的贵族阶层面前。既然我不是你们的附属品,那么我们之间的交往就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如果你不肯和我平等相交,我们之间就只有利益关系,人走茶凉。

       这种“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战国时代侠文化中最可贵的部分。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他们如同珍视眼珠一样珍视自己的个人尊严,对“平等”二字甚至达到了敏感的程度。“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即使在座位安排这样的小事上,他们也不能容忍任何的不平等。

       战国时期,侠客的举动经常可以改变局部政治力量的对比,他们的勇力是养士者所借重的,“士为知己者死”是那个时代最高的行为准则,他们既是政治斗争的工具,也是勇力和信心去报答知己并博取荣名的勇士。“专诸刺王僚,彗星击月”,专诸豪气,鱼肠锋芒,为一代霸主吴王阖闾扫清了道路;学鱼的坚忍,面对王僚的冷静,一击必中舍生忘死的决心,令人读书至此常掩卷长叹;聂政杀侠累,不仅是一个刺杀复仇的过程,更是用生命去实践侠的精神的举动。

       明清时期,狭义文化有了显著变化。“侠客”们大都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的附庸。看《三侠五义》中的侠客,在官人面前个个自称“罪民”,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第45回钻天鼠卢方初见包拯,对身边的展昭说道:“卢方乃人命要犯,如何这样见得相爷?卢方岂是不知规矩的么?”于是自上刑具,而“众人无不点头称羡”。第48回写五鼠面见宋仁宗,这些英雄好汉见到皇帝,都“心中乱跳”、“匍匐在地”、“觳觫战栗”,所谓的“江湖自由身”与权力一遭遇,立刻显出十足的奴性。“钻天鼠”、“翻江鼠”被皇帝改成“盘柜鼠”、“混江鼠”这样驯化式的名字,他们也都欣然接受。

       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终极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慷慨赴死而去。清代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通吃。如《三侠五义》所写,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家里广有田产,实乃地产豪绅,五鼠则是陷空岛渔霸。鲁迅说,《三侠五义》中的英雄,表面上是侠客,实质上却是奴才,“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能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镖,替他捕盗”。他们“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综观中国历史,自古以来,对侠客还是多褒少贬,有对侠客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渲染,尤其是产生了侠的独特道义观念即兼爱和自由,给了侠士们良好的生长土壤,培育出一批让后人景仰的大侠。侠客们也不象后世那样与政府那么尖锐的对立,而是随时都有出将入相的可能,当时那种自由的入仕风气,侠的江湖几乎成了卿士的后备基地,侠的行为也带有很浓厚的和庙堂几乎分不开的政治化色彩,而不是纯粹义气化的江湖。

       正是在一个人因为能力而被充分尊重的年代,才产生了这样的人物,自由的人格,独特的准则,本的道义让一个个人物熠熠生辉,人的个性得到极大的发挥,也使得那个年代的精神永远让人怀念。中国人说起那个年代时常怀着一种骄傲而念旧的情感,用的词也是那么质朴而深情—“古人之风”。

       朋友自诩为“大侠”,是否还在眷顾这“古人之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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