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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一条微博，是房产大亨冯仑的一篇文章，《指责民企移民无异于逼迫妇女走夜路》。
文中有一样一段话：
一些媒体，包括一些很有影响力的人，都说民营企业移民是“外逃”。我认为这种指责有些霸道，无异于逼迫良家妇女走夜路。比如说某个地方社会治安特别不好，经常有强盗、土匪出没，那么良家妇女走夜路，肯定不安全。这时有人大声喝斥“为什么不出来让人调戏或遭塌”，岂不是无理和霸道吗？！有些时候民营企业所处的环境与状况，和这种软弱可怜的良家妇女是一样的。她的离开是自我保护，没有伤害到任何人。我们不应该指责所谓的移民“转移资产”或“合法转移资产”，应该检讨体制中出现的问题：哪些不利于民营企业发展，不利于安心创业致富……？
中国企业家是不是像“软弱的良家妇女”那样惨？我不能下定论，毕竟只是一家之言。
或许这只是身为企业家的冯仑某一时刻的感触而已，就像普通人受了委屈，伤心起来，也会负气地说：“我真是比窦娥还冤，比小白菜还惨”。
但说完这气话之后，依然继续之前的生活，投入到生活中各种小确丧和小确幸之中，或许下次再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又会再度抱怨，接着再度遗忘，如此循环……
一个人如果过度关注自己的不幸，却又无法摆脱使他不幸的环境，是活不下去的，而中国人认为“活下去才是最要紧的”，在生活面前，其他都是扯淡。所以这个人必须再学一门遗忘的本事，或者把坏事变为好事的绝活。
一个和谐的社会，就是由无数这样的人生组成的。
但请不要忘了一点，当一件件小事叠加起来，最终会形成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下面我要讲一个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被稻草压垮的骆驼故事。
十几年前，有一位号称“亿万富姐”的女企业家，凭借着惊人的商业天赋，白手起家创办了一个资产过亿的企业，还经常参加公益事业，给希望小学捐款。这样的传奇故事自然引来了媒体的蜂拥报道，一时间她成为当时中国最有名气的女企业家。但忽然之间，一纸拘捕令将这位女企业家打入大牢，罪名为非法集资。在多方的营救声援之下，才由最初的死刑改判为无期。
这位女企业家就是吴英。
多方声援中，企业家们的声音最为迫切，这或许便是物伤其类。
任志强说：“救吴英就是在救自己”。因为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会成为下一个吴英。
著名大律师张思之也在声援之中，他发表了一份致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的公开信。在信中，张思之重点表达了两个观点：其一，吴英所集资金大多流入当地实体领域，属合法经营范畴，故无诈骗之行为；其二，“纵观金融市场呈现的复杂现状，解决之道在于开放市场，建立自由、合理的金融制度，断无依恃死刑维系金融垄断的道理。”
不管声援的声音有多大，改变不了吴英牢底坐穿，财产被没收，贱卖，价值8000万的酒店被几十万卖掉的事实。
这样的案件，在我们发展的道路上不止一起。
80年代中期，温州九县两区30万人卷入民间借贷活动，涉及发生额达12亿元之巨。由于无法可依、地方政府不知管控，便很快转化为恶性的高利贷事件，当地人称“抬会”。直到资金链突然断裂，各地相继爆出会主潜逃的消息，抬会体系瞬间雪崩。短短三个月中，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破产。
这是1949年迄今，最为恶劣的金融破产事件，地方政府开始抓捕和通缉那些知名的会主，以杀一儆百的方式来平息民愤。一位33岁、名叫郑乐芬的妇女被当成罪大恶极的首犯，判决死刑。
这些事情的影响力，都是一根根叠加在中国企业家身上的“稻草”。
一直以来，企业家们都懂得一个“默契”，那就是，允许你赚钱，但有些事情不要管，不要碰。
一直以来，企业家们也都很遵守这个“默契”，但谁也不知道，会不会哪天又不给赚钱了，这正是冯仑所说的：“有些时候民营企业所处的环境与状况，和这种软弱可怜的良家妇女是一样的。”
这也是为什么64%财富过千万的富豪选择至少掌握一个国家的绿卡；也是为什么有人手持多个户口，把妻子子女统统办好移民转移到国外，他们保留中国国籍，享受经济发展红利，一旦觉得“默契”将被打破，他们可以随时转移到另外一个国家。
和安全比起来，花个几十万、上百万甚至上千万来买一个国外身份，应该算得上是刚需了。
移民，可能是这个时代最好的风险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