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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他创造了中国的“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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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前，他们感到，中国需要外国人的帮助。这是因为，当他们阅读中国学校的教科书时，他们感到其中缺乏四种东西：一是缺乏真正的科学，二是缺乏真正的历史，三是缺乏真正的经济学，四是缺乏真正的宗教。”
中国温州，一座以经商、移民、江南皮革厂闻名的城市，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座城市还有一个称号，那便是“中国的耶路撒冷”。
1949年之前，温州有基督信徒7万余，占当时中国的十分之一。尽管后来西方传教士都被遣送回国，但直到今天，温州信徒的人数依然占到总人口的15%，达到数百万人之多。十字架、教堂、圣经，在温州的市区和乡镇随处可见。
中国人向来以自己的传统文化为世界中心，西方传教士来华受到的敌意要远远大于欢迎。令温州成为中国“耶路撒冷”，很大的功劳要属于一个人，他就是英国传教士苏慧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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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年仅20岁的苏慧廉被教会派到了中国，在接到这个任务之前，他曾经说：“我愿意去任何地方传教，除了中国”。当时在他看来，中国是世界上最现实的民族，“居然到世界上最现实的民族面前出售一个纯粹的理论，这个理论不能给他们带来现世的利益”。
然而，1881年接到教会的任务之后，他还是毅然踏上了前往中国的道路，去那个“世界上最现实的民族”之间，出售他的“上帝福音”。
和其他传教士相比，他的最大优势就是语言天赋。他知道，想要在温州传播福音，首先要能懂得当地的语言。他只花了半年时间，就学会了温州话。当地人惊奇地发现，这个来温州不久的“洋毛子”，竟然可以用温州话来劝导他们“皈依主的怀抱”。
不仅如此，他还用温州方言翻译了《新约圣经》，当地的乡村妇孺连汉字都不认识，他就根据温州方言的发音规律，创编了一套拼音文字，文盲只需要通过一两个月的学习，就能看懂《圣经》，还可以用温州方言写信。
正是这个办法，一下子就把“温州市场”给打开了。在温州传教26年，苏慧廉共发展教徒万余人，创建了9个联区，270处分堂。
但是在数百年后，苏慧廉和当时许多来中国传教的“洋毛子”一样，消失在了中国人的记忆之中。只有在一些尘封的档案或者斑驳的字碑上，镌刻着他们在中国的故事。
2
他们还带来了文明的火种
有人却惨遭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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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岁来中国，到66岁离开，苏慧廉把一生中最青春宝贵的时光留在了中国。从一开始认为中国是“最现实的民族”，到逐渐爱上了这里的土地和人民。
他后来曾在一本书的序言上这样写道：“不管我如何评述中国，我都是带着一种对中国和中国劳苦大众的真挚情感。我曾服务于他们，并在他们中间度过了我的半生。中国的未来需要耐心，也需要持续的同情。”
苏慧廉所说的服务，并不仅仅是传教，苏慧廉还在温州兴办学校、医院，开创了温州现代医疗的前身，如今的温州第二人民医院，最早就是苏慧廉所创办。
尽管他做这些事的目的，都是为了招徕信徒，但这些事情确实对温州民众有了实际的帮助。
更重要的是，苏慧廉还向当时愚昧落后的中国，带来的西方文明的火种。包括科学、民主、人权等思想，并将大量西方书籍介绍到中国，他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一批中国的知识分子，比如胡适、陈寅恪、林徽因。
当时的中国，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尽管两次被列强将首都占领，依然认为自己只是在武器技术上不如西方，自己的制度、文化依然是领先世界。
苏慧廉来到中国的时候，甚至找不到一张世界地图。在苏慧廉这样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前，中国老百姓看病只能看中医，是传教士们将西方现代医学带到了中国。
当中国民众看到西医“开膛破肚”为人治疗，一开始无不大惊失色，只有那些实在没钱看病的中国人，才会让去看西医，只要稍有办法的，都不愿把自己的身体送到“屠宰场”一般的手术台上。
是传教士们一点一点让民众改变了对西医的恐惧，苏慧廉也是从帮人戒除鸦片烟瘾开始，从一个简陋的诊所到后来系统性地引进现代医学，使得他在温州赢得了医术高明的好名声，许多人就是从被他治疗康复开始，成为了忠实的信徒。
中国人，直到甲午战争之后，才彻底看清了自己制度和文化的落后，知识分子们要么要求改良，要么要求革命。
清朝统治者们眼看政权不保，只好纵容无知民众起来“扶清灭洋”，义和团之乱由此诞生，他们冲进教堂，杀死传教士和信徒，甚至连身上带了“洋火”的学生都乱刀砍死，到最后包围了北京的各国领事馆，酿出一场大祸。
对付野蛮，八国联军用了更为野蛮的方式，直接攻占了首都北京，帝国的统治者们仓皇而逃，留下满目疮痍的中国，屈辱地走进了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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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之前传教士们带来的文明火种，也在这场灾乱之中奄奄一息。
苏慧廉因为回英国度假，躲过了一劫，等他回来的时候，听他的好友同时也是传教士的李提摩太讲述了“山西教案”的惨烈：一位叫法尔定的牧师全家被杀，包括三个不足十岁的孩子。暴民在母亲面前杀了孩子，砍下孩子的脑袋，最后再杀了母亲……整个山西教案共杀死传教士191人，杀死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1万多人。
这些来中国传教、行医、办学的传教士们，这些为中国带来现代教育、现代医疗、现代观念的人，将性命也搭在了中国。
3
他们
被中国人遗忘了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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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慧廉在中国整整待了46年，像他这样的传教士还有很多。
比如说他的好友李提摩太，在传教的同时，也是中国现代传媒的先驱者。他1891年创办的《万国公报》，经常向中国介绍西方文明和各国发展情况。是他，第一次将“马克思”介绍给了中国人。
谁也没有想到，这位传教士100多年前在报纸上介绍的一位人物和他的思想，竟能在日后的中国引发出前所未有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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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西方传教士的涌入，为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抛开宗教信仰层面，我们只从传教士们开办的学校来看，就功不可没。一开始教会学校偏向于宗教传播，但到后来，宗教功能减弱，教育功能加强，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才，比如：詹天佑、唐绍仪、冼星海、林语堂、闻一多、竺可桢、茅以升、屠呦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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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西方教会创办的燕京大学
但这些传教士的故事和功绩，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刻意抹去和遗忘。
在温州，关于苏慧廉的记录曾一度只有300字和一张模糊的照片，若不是一位温州学者在全球各地的寻访，恐怕今天我们也早已将他遗忘，他是温州近代史上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都是如此，更何况其他传教士？
今天的中国，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宗教，但西方先进的文明、思想、科学、制度，依然是我们绕不过去的需要学习的东西。
100多年前那位传教士的话不时在我耳边回响：“多年以前，他们感到，中国需要外国人的帮助。这是因为，当他们阅读中国学校的教科书时，他们感到其中缺乏四种东西：一是缺乏真正的科学，二是缺乏真正的历史，三是缺乏真正的经济学，四是缺乏真正的宗教。”
这四样东西，今天的中国真的补齐了么？
苏慧廉等传教士告诉我们，不是任何西方人士来到中国都是不怀好意，不是任何西方思想都是洪水猛兽。对于这些在100多年前为中国现代化做出不可磨灭贡献的西方人，我们至今欠他们一声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