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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革命背景下的全球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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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10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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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识中国与世界的关键”

    2018年6月,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深刻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为了解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要命题,《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联合组织了专题研讨。参加研讨的学者们普遍认为,“大变局”的本质在于国际秩序的重塑,即基本上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近年来发生了一系列剧烈变动与调整。“大变局”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主导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美国接连“退群”,大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破坏多边贸易体制和全球治理体系,给全球带来剧烈冲击与震荡;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并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原则,积极推进全球化良性健康发展,大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另外,蔡拓教授认为,非理性是当前全球大变局的症结所在;以理性的认知与战略回应非理性的认知与战略,是中国应对全球大变局的关键所在。赵可金教授指出,在全球大变局中,最突出的冲击是全球政治觉醒,其带来的世界秩序重构围绕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展开,中国应该确立存量巩固、增量改革、智慧创新的国家战略。张胜军教授认为,全球治理的全面政治化趋势正在打破我们对于全球治理的传统认知,未来的全球治理很可能是一种全新而又陌生的模式。杨雪冬研究员认为,当今世界在发生深刻多样变化的同时,依然有许多不变的因素;变与不变的交织,使得当今世界异常复杂,产生诸多不确定性。刘雪莲教授指出,全球治理体系面临转型,给中国的“有所作为”提供了机遇,而中国内在的发展需求也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动力。蔡翠红教授认为,网络空间崛起是全球大变局的重要驱动力,中国应充分利用自身在市场基础、技术创新、治理理念和话语权等方面的优势,进一步参与并推动网络空间治理进程。高奇琦教授认为,目前的全球大变局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即智能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中国要尽快在核心技术上形成突破,以抓住智能革命的机遇。总之,大变局同时蕴含着机遇与挑战,未来还具有不确定性。中国只有抓住机遇,化解挑战,在大变局中掌握主动权,才能推动变局朝着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有利于促进人类进步的方向发展。

            何谓大变局

    全球大变局就是在新的一轮科技革命的条件下,全球主要国家的权力分配发生变化,同时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出现新的不平衡的情况。大变局中的“变”是常态。“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周易·系辞下》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也是事物发展的动力。《道德经》有言:“反者道之动。”然而,大变局则意味着整个国际格局正在深刻调整,并且新的发展方向尚未完全形成,其中仍然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具体而言,目前的全球大变局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球体系中的领导权正在出现新的变化。美国被认为是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领导权国家。现实主义理论流派提出的领导权稳定论,认为国际体系的稳定有赖于领导权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然而,目前的情形是,美国在放弃自己的领导权国家角色。美国最近一系列行为表达出,其对自身参与建立的全球公共秩序的排斥和反复,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退群”行为。

    第二,之前参与全球领导权的欧洲国家内部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欧洲一体化和欧盟的发展一直被认为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进程之一,即不通过暴力而通过协商的方式来推进超国家的联合。然而,英国脱欧事件则可能成为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分水岭。另外,欧洲面临的移民冲击以及内部的经济不振都是其未来发展的不确定因素。

    第三,新兴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在普遍崛起,G20就是这一崛起的外在反映。但是,新兴国家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所面对的情况又大有不同。例如,巴西面临经济不景气以及腐败等困境,俄罗斯在新地缘政治的背景下面临尴尬等。所以,新兴国家在未来仍然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而且,从国际格局来看,全球性的机制并未深刻地反映出这些新兴国家的崛起。

    第四,全球南方国家也出现了分化。南方国家中有一部分国家正在崛起,但是绝大部分的南方国家仍然面临各方面的挑战。许多南方国家仍然面临贫困、不发展等严重的基础性问题。

     

    智能革命对全球大变局的影响

    目前的全球大变局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主导国家是英国,以蒸汽机革命为基础。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和内燃机革命为基础,主导性国家是德国和美国,但主要是德国。德国作为新兴工业国家,发展速度非常快。但是因为德国缺乏殖民地,所以与老牌发达国家英国的冲突越来越明显。正因为英国不能接受德国的崛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才会爆发。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科技革命话语权的转移有密切的关系。一战后,德国的大型企业如法本化学、克虏伯钢铁等巨头并没有完全受到打击。他们希望通过改变国际格局,重新获得新的发展机会。在华尔街资本的帮助下,这些巨头支持纳粹上台。美国本来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导性国家之一,然而美国一直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英国和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竞争,导致两败俱伤,最后美国成为新的世界经济和工业中心。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主导国家是美国。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美国有两个竞争对手:苏联和日本。苏联竞争失败最重要的原因是,尽管苏联的军事工业很强大,但是民用技术相对落后。日本则恰恰相反。日本的民用技术很发达,但是由于二战后对日本的限制,所以日本的军事工业一直没有特别大的发展。而目前许多尖端技术都是最先在军事领域出现的,如计算机、互联网、GPRS等,所以日本在军事领域领先技术的话语权方面一直处于弱势。同时,由于日本处在美国的盟国体系下,所以美国对日本的政治安排往往可以决定日本科技的发展。到上世纪80年代时,日本在芯片制造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并对美国形成了较大的冲击。因此,美国通过对日本的“广场协议”和“半导体协议”等一系列政治安排来限制日本的科技发展,同时,美国转而支持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地的半导体产业的发展。随后,日本的芯片产业受到了影响,而韩国的三星则在美国的支持下成功崛起。

    目前正在发生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即智能革命。智能革命中有两个核心技术:人工智能和区块链。人工智能所实现的是物的智能化,区块链所实现的是关系的智能化。目前许多人工智能的技术都是在计算机革命的基础上发展的,所以美国在这次工业革命中仍然有非常强的话语权。尽管其他国家如德国也提出了工业4.0等新的概念,但是与美国在这一领域的巨大优势相比,德国、日本、英国、加拿大、以色列等都显得极为逊色。

    目前的智能技术主要是建立在大数据的基础上,或者说是数据驱动的智能。近年来智能革命所高度依赖和推崇的神经网络或深度学习等技术,都要建立在大量的数据基础上。运用已有数据训练新的模型来预测未来,成为科学发展的一大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数据就变成最重要的资产,而这对人口众多的国家可能是一个重要优势,因为数据是以人为单位进行累加的。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就是新的权力。把数据集合起来,然后再通过神经网络等技术来训练模型,就可以对未来作出一些预测以及决策性的参考。

    像中国、印度这样人口较大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就有了数据积累的优势,而数据在未来就会变成最重要的资源和武器。欧盟出台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就是在保护欧洲公民的个人数据,使其不会被谷歌等大巨头轻易使用。这一规定强调数据属于人民,并且鼓励欧洲公司对这些数据的再开发。因为欧洲已经感受到自己在大数据时代的技术没落,所以他们不希望放大这种差距。因此,欧洲一方面采用《通用数据保护条例》防止外来企业对数据的垄断性开发,另一方面则通过《非个人数据自由流动框架条例》推动本土企业在数据的挖掘和开发中逐渐成长起来。

    从某种意义上讲,智能革命的相关技术具有某种扁平化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两点。

    第一,智能相关技术最重要的特点是开源。这在计算机时代已经体现出来,例如,电脑操作系统Linux、手机安卓系统都是开源的。计算机领域目前形成的传统是,当某一个重大发现或者研究进展出现之后,他们倾向于将其公布在arXiv网站上,也会把代码上传到github平台上,方便其他的研究者进行进一步的开发。再如,Python之所以成为目前最受开发者喜欢的程序语言,就是因为许多开发者基于Python开发了第三方的库,这使得之后的研究者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调用,这反映了人类社会的一种群智的特征,即相互协作可以产生更多的成果。这一理念类似众筹,其在科技研发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中国的知名软件公司“猪八戒网”就采用类似的开发模式。

    第二,领先者与赶超者之间的时间差在缩小。在之前的几次工业革命中,领先者与赶超者之间的时间差非常大,例如,当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还处于农业社会,中国跟英国的技术差距可能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但是在智能革命时代,技术发达国家发布某个成果,例如智能手机、无人驾驶或者无现金支付等,而发展中国家可能一两年后也会出现类似成果,所以这样的时间差越来越小。这就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学习和赶超,在某种意义上对于弱势国家具有帮助意义,同时这些特征都加剧了全球大变局的复杂性。

     

    中国在全球大变局中的位置与未来发展方向

    在全球大变局中,中国扮演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因为老牌发达国家的权力正在流失,而中国则代表发展中国家正在集聚新的发展力量,所以在全球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中国为全球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目前的特殊性在于,一方面中国拥有巨大的工业基础,另外一方面中国运用了目前在人口上的重大优势,正在转变为新的数据优势和互联网应用优势。这些优势与中国的广大的市场、相对完整的工业基础以及相对较高的人口素质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

    然而,在新技术智能革命的背景下,中国在某些领域还存在严重的短板,例如,在原发性创新以及核心技术等方面,中国还有许多不足和欠缺。因此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更加强调如下几点。

    第一,在核心技术上形成突破。在目前正在发生的智能革命中,几乎所有的重要硬件的核心技术都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而中国在芯片制造的技术上还面临诸多瓶颈。一直到中兴事件爆发后,中国才非常重视芯片技术的研发。因此,芯片技术是成为未来中国需要发展的核心技术。中国将“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作为战略目标来发展,然而,这样的繁荣需要建立在硬件设施的基础上。没有硬件支持,软件是无法运行的。再如,操作系统也是未来发展的关键。因为操作系统涉及到系统的安全性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最核心的问题,而目前无论是电脑还是手机的操作系统基本上都是国外研发的。国外巨头在操作系统方面的生态优势,是国内的公司在短期内难以赶上的。这些都需要我们进行长期的战略储备和整体研发。

    第二,进一步提高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一方面,要在与STEM相关的教育上形成新的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教育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是中国的教育更加强调知识学习,而忽视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而在目前智能革命的背景下,传统的教育模式可能会被完全颠覆。以知识记忆为基础的传统教育模式与未来智能社会的发展需要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另一方面,智能人才的培养是未来智能革命的关键。中国人在整体上特别重视教育,在教育上的投入越来越多,如近年来中国对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投入,这些都是有利的条件。但是,如何在已有的教育框架下做一些创新性的尝试,能够为未来的智能革命储备新型人才,中国还面临巨大挑战。例如,目前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非常稀缺,而我们如何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出足够满足我们市场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人工智能人才,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再如,目前最缺乏既懂人工智能技术,同时又了解应用场景和具体相关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尽管教育部下发的《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已经在强调这一点,然而这种复合人才的培养仍然任重而道远。

    第三,在科技革命中形成新的话语权。新的话语权既体现在科学和工程意义上,例如在某些科学领域形成突破性的理论等。但同时,更重要的是在标准、安全、隐私、社会伦理等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方面形成新的话语权。因为智能革命对人类社会产生的诸多影响是尚未发生的,所以传统的研究方法对这些问题难以进行深入研究。因此,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几乎都是空白,在未来也会有非常大的需求,因此,这些领域的前瞻性研究成果在未来可能会成为新的理论制高点。中国在两百年来首次与西方发达国家同时站在新的智能革命的起跑线上。中国有这样的实力和理论基础去做相关问题的研讨。因为人类社会的重大问题主要是由社会观念来决定的,所以在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中形成新的话语权就显得尤为重要。当然,这一次工业革命还涉及其他领域的一些相关研究成果,例如生命科学、材料技术等。因此,与整个科技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都应该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新领域和新发力点。

    第四,中国要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兼顾全球性公共产品的生产。在目前全球大变局的背景下,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全球性公共产品在缺失。美国一直以来都承担公共物品生产的任务,但最近一系列的“退群”行为,使得国际社会上出现了公共物品的真空状态。各国都把重心放回到民族国家内部而忽视了国际社会。实际上,各国的国内发展与国际社会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如果全球性公共物品严重缺失的话,那么各国在国际社会中就会产生很多纠纷,最终又会返回国内,并形成国内问题的集聚。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公共产品的生产就会变得非常重要。尽管中国的整体实力在增长,但是中国目前来承担全球公共产品生产的力量还远远不够。中国还是一个新兴经济体,在未来的发展中还面临许多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显得非常重要,这意味着中国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但这也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合作意向。所以,“一带一路”更多是各国共同发展的倡议,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未来的全球社会整体发展的理想状态。

     

    全球大变局的“变”与“不变”

    全球大变局的“变”主要体现在力量分配的变化上,即国际社会的权力分配发生了变化:发达国家出现了衰落的趋势,而新兴国家则在崛起,这就是全球大变局的“变”。同时,大变局也表明,未来发展的方向并不明晰,趋势还未完全形成。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智能革命正在发生,而作为传统发达国家的美国与代表新兴国家的中国都有一定的优势,但未来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全球大变局的“不变”则体现在全球性问题之中。一些重要的全球性问题仍然很显著,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问题,能源问题,安全问题,等等。未来全球社会要解决这些问题仍然面临很大挑战。尽管科技革命给人类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但是从目前的状态来看,要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仍然任重道远。我们不能低估这些全球性问题解决过程中面临的困难。整体而言,全球大变局这一概念给我们今天带来一种新的思考:目前的全球格局仍然充满了巨大的变数,而我们不知道未来全球社会发展的具体方向。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全球社会的未来方向所提出的中国方案,但是全球大变局告诉我们,未来朝着这个目标发展的道路仍然充满荆棘,需要不同国家和族群的人们共同努力来消除歧见和达成共识。

    (信息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2019年第1期,作者:高奇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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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02月10日 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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