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起，“学区房”一词频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备受关注，而且这些年来其价格节节攀升，不断刷新记录，令人咋舌，据说很多家长们在孩子刚呱呱坠地时就为他们考虑学区房了。每当看到这些消息，我就会回想起我们家的第一套房子——一套正经八百的中关村三小的学区房，到了儿子该上学的时候，我们却带着他去了外地，而后又带他出国读书，从来没享受过这套学区房的各种好处，真是有些可惜了的，成了“没有用”的学区房。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那时的中国人只要有铁饭碗的，还真正享受着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和免费住房。那时我在北京中科院工作，除了一些北京本地土著家里有祖上留下来的私房，那个年代大家住房子都是要靠单位分配的。我和老公在1990年结婚后，从单位的集体宿舍再到单位后花园的平房，几番辗转、历尽艰辛，终于在结婚5年后住进了单位分的单元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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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结婚后因为单位没房子就一直在单位的单身宿舍里住了两年，一直到怀孕后单位借给我这间就在办公楼后一排平房内的一间18平米的房子，另外加上一间7平米的小厨房。这排破平房还有个浪漫的名字——后花园，我们一家就在这个前住户们种了许多花花草草的名副其实的花园里住了两年。而且当时这排房子里除了我们家就只有另外一户住家，还颇有点私家花园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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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里的后花园绿意盎然，家门前还有一挂葡萄架，那个家里没有餐厅，夏天时我们吃饭都是坐在葡萄架下吃，非常接地气儿。那时老公在航天部做导弹设计师，我在中科院做建筑师，都算是知识精英，可我们的居住生活水平现在看来真是太寒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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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中关村大街还叫电子一条街，那时这条街两旁和中间的隔离带还都是粗壮的大白杨树。看看那时的北京就有必胜客了，不过当时要想去搓一顿可能要咬牙跺脚下番决心，因为那里的一顿饭就要花掉我近半个月的工资。
在1995年时，我们单位当时的新院长上台后大力解决职工住房困难问题，和中科院的另一个研究所合建了一栋住宅，我们单位在这座楼里有18套房，此外我们单位还和中科院几个其他单位有一些合作盖房，拿到了若干套房。这些房子盖好后前面的领导高工们都住进了新房，后面的职工们就排着队往前挪窝，住筒子楼的搬到大两居，住两居的搬进三居，没房户一下子成有房户了，全单位实现了“居者有其屋”。感觉提前进入了小康社会，全院上下一派喜气洋洋，腾出来的房子居然也有我们这一拨年轻人的份儿了。
单位宣布，有中级职称的都可以分到两居室了，这可是我们做梦都不敢想的大好事啊。本来还想着在单位这辈子会筒子楼、一居室地熬上十来年慢慢过渡到两居室，没想到直接一步到位了。在我们这一拨有工程师职称的员工中，按年龄、工龄打分我排到了最后一名，房子分到我这里时，一点挑选的余地都没有，剩下哪套就是哪套。这样我就分到了我们单位当时面积最小的一套两居室——位于中科院黄庄小区的一套46平米的高层住宅，那时我刚满29岁，就在北京有了自己的房子，算是很幸运的了。房子收拾停当后，我很快把我和儿子的户口从我们单位的集体户口中转出来，老公也把户口从他们单位的集体户口中转过来，一家人终于自立门户，在京城挺胸抬头有了自己的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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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在工作之余，同事们会拉我干一些私活，加上我的建筑画水平在单位里算是高手，经常有外快可以赚，这样，在分到房子后，我们还搞了装修，全部我自己设计画图，把家里弄的很时尚洋气。从破旧的后花园直接搬到高层精装修的两居室，一步登天的感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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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老公有了到新加坡工作的机会，1997年到1998年，我也到新加坡呆了一年，1998年，我们一起回国，这时老公有了一个到西安发展的好机会，我则带着儿子在北京生活。到了1999年，为了一家人能在一起，我终于下决心离开单位，带着儿子到西安。这样我们就在1999年离开了我们中关村的这个家，这时儿子也刚好该上学了，我们在西安给他报名上了高新一小，结果还花了不小的一笔赞助费。我们北京的家是中关村三小的学区房，拿着户口报名就能上，结果孩子还花大钱跑外地去上学，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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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过年回北京的家小住，发现家对面原本破旧的海淀斜街全部拆光了，拔地而起的是一座座现代化的高楼，还建了好几个大购物中心，后来楼下又通了地铁，还是地铁线4号线和10号线的转换站，没想到这里竟成了黄金地段。这些便利可惜我都没享受到，这些年把这套房子出租了几年，又让家里亲戚白住了八年，都让人家享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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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DNA造型的雕塑可是中关村的一大著名地标，原来就放在我们家楼下中关村大街中间的花坛里，后来移到了马路对面的新广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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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庄小区中央的这座小花园是儿子儿时常来玩儿的地方，黄庄小区的住户基本上都是中科院的职工，不乏很多研究员、院士级别的高级知识分子，小区里还有几栋面积超大的院士楼，当年陈景润也住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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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一家人从新加坡回到北京，来看看我当年工作过的设计院，这里是我的单位，也是我们曾经的家。我在这个院子里整整住了七年，上班不用坐地铁公交，两三分钟就到办公室，简直是最幸福的上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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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的家”后花园“已了无踪影，被拆除改成了消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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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单位旁边就是中关村的老地标建筑——中关村礼堂，俗称”四不要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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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后，儿子和当年的幼儿园小朋友相聚重游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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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右边的高层住宅就是我们曾经的家。
在2014年回国时，有以前的同事说我们黄庄小区的房价有可能下跌，建议我把房卖了，我也感觉这房实在太小了，以后回来也没法住，就下了决心卖房。为此，我回北京住了快半年，专门卖房买房，记得那时再住回这小房子，在家时经常有憋屈感，住这小房子还真是不适应了。但架不住这房子的地段牛，我们家旁边就是北京的两所顶尖中学——北大附中和人大附中，刚回京的第二天晚上我就和买家签了合约。买我房子的先生则是刚过户拿到钥匙的当天晚上就把房子租了出去。卖了这套房，我们又加了点钱买了一套一百多平米的在五环边上的房子，虽然地段没那么火了，但感觉新房面积大多了，周围环境也不错，买东西也很方便，住着感觉要舒坦多了。
儿子在西安上完初二后，2007年我把他接到新加坡读书，在新加坡上完了中学和初级学院，2014年他到澳大利亚悉尼就读新南威尔士大学，今年二月已经毕业。我们有学区房却根本没用上，不过想想结果不也是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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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在西安高新一小的毕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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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在新加坡务立中学的毕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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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在新加坡星烁初院的毕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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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儿子在新南威尔士大学图书馆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