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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兰海牙唐人街，有一座以他们那一代华侨早年卖花生糖为原型树立的铜像。
他，就是潘成南，现在旅居海外的潘氏大家族，可谓枝繁叶茂。
近年来，潘老先生叶落归根。日前，记者在温州见到了他，他慈祥和善，气色颇佳，看上去，远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尽管说话有点含糊不清，但他的思维依然清晰；尽管行动有点不利索，但他的精神依旧饱满。
在荷兰提篮叫卖花生糖
潘成南目前住在温州雪山侨村，80来平方米的房子，有些年头，木桌、八仙椅，客厅两侧摆放着两个大的陶瓷花瓶，传统的中式风格，颇有些古色古香。
1936年，20岁刚出头的潘成南，为躲避当壮丁，家里东凑西借，凑了500银圆，送他出国。年轻的潘成南从桂峰方山辗转来到完全陌生的国度意大利。
一开始，日子过得异常艰难，他和初到异乡的同伴提着篮子，在街头卖领带、皮包谋生。没过多久，先后传来上海被日本人占领、南京沦陷等噩耗，几名流浪在意大利的华侨，聚在一起痛哭流涕。
华侨的命运无疑与祖国命运息息相关。“在那段日子里，外国人更加看不起我们，叫我们亡国奴、东亚病夫，大都不愿意买我们的商品。”回忆起那段往事，潘成南感叹，“本来爹妈花好多钱，让我到外国讨生活，希望发财后，‘搭歇’家里的兄弟姐妹。现在倒好，我连解决自己的温饱都成问题，这该如何是好？”
在意大利熬了七八个月，眼看情形不对头，潘成南和几位老乡商量后，坐火车到了荷兰。那时，在海牙的华侨大都是以卖花生糖为生，生意蛮不错。于是，潘成南也学起做花生糖的手艺：先炒熟花生，再融化饧糖，两者搅拌一起，倒于一张油纸上，再用木板压平，等冷却后，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就成了又香又脆的花生糖，荷兰人很喜欢吃。
他们把花生糖装入面包箱中，背到闹市区，“冰大——来格！冰大——来格！”叫卖声此起彼伏。“就是说花生糖好吃的意思。”潘成南告诉记者，“上街叫卖，还得穿破旧点的衣服，荷兰人善良，同情心强，见我们穷苦，他们会多买些花生糖，有的还会多塞些钱。”
卖花生糖虽辛苦，但总归不用为生计发愁。在海牙唐人街，现在还立着一尊华侨卖花生糖的铜像，铜像就是以潘成南作为原型塑造的，将华侨创业的艰难经历定格于异国街头。
开拓荷兰“蒲鞋市场”
潘成南说，自己在荷兰创业成功起点是“做蒲鞋”。
瑞安人头脑灵光，总能觅到好商机。有一次，潘成南无意中发现，当地人开的店里出售的椅子，很像老家用打草鞋工具编织的。他心生灵感，向店家细细打听“鞋草”来源。老板好奇地问他：“你这是想拿来做什么用？”当得知他想做蒲鞋时，老板也挺感兴趣，答应为他提供材料，所做蒲鞋要优先供应给店里卖。
蒲鞋（蒲草编织的鞋子）做好后，放在店里卖，大家一试穿，感觉轻便舒适，更重要的是便宜，遂成了抢手货。后来，潘成南有点积蓄后，他就大胆开起自己的蒲鞋店，雇来工人，帮忙做手工蒲鞋。
蒲鞋的款式不免有些单调，潘成南又开动脑筋，尝试着把鞋草染成红红绿绿的各种颜色。五彩缤纷的蒲鞋上市时，浪漫的荷兰人很喜欢，把它们视若艺术品。由此，潘成南的蒲鞋生意异常红火，他掘得发家致富第一桶金。
后来，潘成南还尝试着做皮鞋，甚至还有女士的细高跟鞋。
娶当地姑娘为妻开餐馆
好景不长。“二战”期间德国入侵荷兰，荷兰的粮食非常困难，凭身份证，每人每周只能分到1公斤土豆。在那段日子里，潘成南眼看着许多人饿死，他支撑着坚持过来，装撘了一辆简易板车，推着车上山，挖来番薯、土豆等作物填肚子。
在那段时间，谁能找到吃的就算有本事。“‘番人嫂’就是那时候跟我大哥好上的。”潘成南的小妹，现年77岁的潘娟妹笑着告诉记者。
熬到战争结束后，日子又恢复平静。潘成南先在一青田人所开的餐馆“浙江楼”当大厨，累积经验后，他就自己开餐馆当老板。“我的第一家餐馆富贵楼是在1956年12月15日开张的。”时隔半个多世纪，老人仍能清楚地报出开店确切的时间，着实让人有点吃惊。
因餐馆地段好，周边就是电影院，潘成南又用心经营，生意红火，曾经雇佣了40来名工人。不久，潘成南又在德国波恩开了第二家餐馆。后来，尽管心中颇多不舍，但苦于分身乏术，潘成南狠下心把“富贵楼”转让给老乡。
那段日子，潘成南干得顺风顺水。到了1976年，60岁刚出头，潘成南就主动“退休”，但他没闲着，一直是国内国外两头跑。
爱国爱乡爱心传承
漂泊在外多年，祖国一直是潘成南心中的一盏明灯。
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荷兰华侨为支持祖国抗日，成立“荷兰华侨抗日救国会”，汇集荷兰华侨的抗日捐献费，寄回中国，买枪买炮，打日本鬼子。尽管当时潘成南刚出国，谋生艰辛，但他依然每月上交5美金，表达自己对祖国的一颗赤诚之心。
潘成南家人拿出一枚金质的孙中山纪念章。1954年11月19日，中荷正式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我国派驻到荷兰的代办谢黎来到荷兰，潘成南和其他老华侨一起去迎接谢黎，每人均收到一枚孙中山纪念章。收到祖国亲人的礼物，潘成南激动不已，将纪念章视为珍宝，保存至今。
在国外，潘成南经常有意无意地去旧货市场逛逛，一旦发现来自中国有价值的古董，他总是精神振奋，不惜花高价，把它们买下来收藏。“我大伯曾把一张名画捐赠给了玉海楼。”潘成南的侄子潘世春告诉记者，“我大伯这辈子，帮过的人，做过的好事，那是不计其数。”
在荷兰，潘成南几乎成了业余翻译，带老乡看病，帮助老乡打官司，办各类手续、证件等，他能帮的尽量帮；在国内，他则多次带头捐款，帮助家乡修路、造桥，帮助弱势群体。“有一次遇到修路资金有缺口。在农历大年廿九那天，我大哥就从外国汇来20多万元，给工人发工资。”潘娟妹回忆道。
在《桂峰华侨志》一书中，就有多条潘成南为家乡建设出资出力的记录。
多年来，潘成南为整个家族树立了标杆，爱心之举被不断传承下去。
“当年我大哥出国时，我还没出生呢！”潘娟妹说。但是兄妹血脉相连，同样都是一副热心肠。
早在1985年，温州大学筹建之际，荷兰华侨同乡会认捐“爱国楼”，潘娟妹家就捐了5000荷兰币。
而在1989年，潘娟妹先生何洪榜过世，几个子女建议，以父母名义，认捐了100万元，捐资兴建温州大学春晖楼。温大还有一座勤思楼，则是何洪榜的弟弟何春林捐建的。
潘成南小弟的大儿子潘世望是西班牙瑞安同乡会会长。“我们这个大家庭都是由大伯引领，才陆续出国创业。大伯不仅把自己的亲戚带出国，还帮助桂峰许多乡亲、朋友出国，他是我们桂峰华侨的有功之臣。”潘世望感恩地说，他也以大伯为榜样，一直奉行乐善好施，助人为乐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