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和教育，是中国人的头两大焦虑，前者是对自己的，后者是对孩子的。
关于教育的焦虑，从学位房，蔓延至听起来很吓人的“阶级固化”。
先说本文的观点：“阶级固化”是个伪概念。因为--
1、这个世界上的财富会继续向少数人聚集，关键在于财富阶层反哺社会的价值观；
2、对于所谓“教育分层”可能带来的“阶级固化”，我们该担心的不是普通人没有了上升通道，而是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固化。
本文将是一个系列文章，针对“为什么犹太人没有阶级固化”的思考，试图围绕以上两个核心观点，探讨如下话题：
1、哈佛、耶鲁等常春藤名校，是靠金钱和权力堆砌出来的教育谎言吗？
2、对比而言，纯粹以考分来评判的高考（甚至“科举制”）是更公平的制度吗？
3、家庭出身、教育分层，究竟如何影响至孩子未来的命运和阶层归属？
关于犹太人的话题，将帮助我论证本文的一个终极观点：我国教育最严重的问题是以家族（family）为中心的“泛教育”的缺失。
名校的焦虑
我们对名校又爱又恨。对于中产以上家庭，更纠结于国内和海外名校的选择。
有海外经验的人们常有如下观点：
1、在中国考清华北大，虽然机会小挑战大，但胜在公平啊，只要你拼成绩，高考达到一定分数，一定能上；
2、在美国考哈佛耶鲁，看似不那么应试，低年级还没作业，孩子各种运动、爱好，但其实拼得更厉害，你需要“平时成绩+美国高考成绩+特长+义工+家庭背景+捐款”。
二者对比：
差别1:前者像普通动物园，后者像野生动物园。
差别2:前者看起来可以凭一己之力，拼搏而成；后者光靠自己似乎不够，又或者家境好的学生拥有先天优势；
差别3:一个是有边界的问题，一个是没边界的问题。前者更确定，后者更不确定。人们通常宁可要确定性的死，不要不确定性的活。
在美国加拿大，对名校的追求，从大学一直倒推至著名私校，因为好的高中常春藤录取率高达30-40%。有些私校小学一年级考进，就能一路读上去。于是大家各种抢跑。
印度电影《起跑线》，生动展现了“考私校”的激烈与荒唐。主角一家为了准备面试，千辛万苦，想尽办法，试图融入上流社会，但仍被拒绝，因为“服装店老板的女儿也只能开服装店”。现实中，学校的拒绝不会这么简单粗暴，是否以此作为录取依据？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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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考名校，不可避免地与“追求上升通道”联系在一起。对于美国这类发达国家是，对于印度这类发展中国家也是。
我的孩子在温哥华申请私校
2010年，我们家搬到温哥华，房子后院连着一所公立小学的操场，前两年，孩子推开院门立刻上学，真是“完美”而舒适的日子。
清闲了没多久，受朋友影响，孩子妈妈开始着手申请私校。我是个虚无主义者，对于教育的“形式主义”向来不感冒，所以基本扮演着“拖后腿”的角色。
儿子是申请小学一年级，女儿是申请小学四年级。作为移民城市，尤其是对华人而言，温哥华的私校申请竞争激烈。小小年纪，既要强化“学术”（即学科成绩），又要有各种爱好，还得从事公益活动献爱心，忙得不亦乐乎。儿子有个同学的爷爷感慨说：这比国内还狠，还移什么民啊？
我的态度的小转折点，发生在去儿子面试的男校。这所学校的常春藤录取率不低，李超人和马外星人的儿子都曾就读。我第一回进去，推开有些岁月的木门，接待的老太太精确地喊出我们家的名字，古典的大厅仿佛连接着另外一个时空，秩序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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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发上等待时，看到两个三、五年级的小男孩互相打招呼，穿着整齐的西装校服，小手很有范儿地插在裤子口袋里。我突然想：嗯，要是儿子这样也不赖。
我深受父亲影响，厌恶排场，骨子里是平民主义，对“贵族学校”什么的，向来敬而远之，对所谓上流圈层也没有社交冲动。然而，在那个有些阴雨的下午，这道防线被男孩间的对话场景，静悄悄地融开了。
后来，儿子很幸运地被录取了。对比而言，女儿要考的那所男女混校，难度更大，因为不是录取年，位置很少。平时唧唧歪歪的女儿，面试时小宇宙爆发，与副校长见招拆招，最后用一篇前晚赶出来的文章打动了考官。
这象征着，学生时代散漫、对抗的我，家长时代放养主义的我，经过了数十年顽抗，不远万里来到加拿大，原以为告别了高考机器，结果因为孩子，还是被体制化了，卷入到无处可躲的“赶考爸妈”的洪流中。
上周，我去参加了学校的新建校舍捐款介绍会。其中一位工作人员本身就是学校的家长。她说，这所学校已经存在100年了，我们新建的建筑还会存在100年。我们的孩子得益于前面家庭的捐助，我们的捐助将会帮助后面的家庭。
被讽刺的哈佛
在中国，高收入阶层的崛起，消费升级，新一代家长教育观念的转变，更多的路线选择，也让公校还是私校、高考还是出国等话题，成为饭桌的焦点。
即使是在海外居住过一阵子的中国人，也很难避免对名校、尤其是私校的微辞。有人认为考上名校，拼的是乱七八糟的特长、靠父母是校友、大笔捐款等等，拼爹拼资源，本质上就一个字：钱。
国内人民不远万里，知道有各种反对哈佛等名校招生不公平的网站、活动、声明，抗议对少数族裔的不公平。各种对于名校生源家庭收入、所在阶层的分析，数字也精确到了小数点后两位。（倒是没人这样深入分析清华北大的哈）
在海外报纸的一篇文章里，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吉尔·莱波雷表示，真正的哈佛和想象中的哈佛之间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古老的。电影《社交网络》中的那所大学“对我来说，相当之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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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举了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例子：不能上哈佛学院让少年富兰克林非常沮丧，于是他就借用笔名“无名好汉”给《新英格兰报》写了一封信，对这所学校大加讽刺。
富兰克林写道，那些花费巨大代价在这里接受教育的蠢孩子“仅仅学会了怎样才能显得派头十足，如何彬彬有礼地进入一个房间，”但最终“还是那个榆木脑袋，只不过变得更加骄傲和自负”。
几十年后，他对哈佛的看法明显改观，富兰克林成为了该校的赞助人之一。
被误读的名校
且让我抛几块玉来引板砖：
1、名校作为稀缺资源，会被追逐、被定价；
可以用《超市里的原始人》来揭示名校消费：
我们巨大的社会性灵长类大脑在进化后，学会了追求一个核心的社会目标：让自己在别人眼里看起来光鲜亮丽。
说到底，消费主义并不是“物质的”，而是“符号的”。它主要关注的是符号、象征、形象和品牌的心理世界，而非有形的日用品的物理世界。
贵族与暴发户之间的区别并不是他们摆脱了消费主义，而是他们更偏好于炫耀精度和声望而不是炫耀浪费。从炫耀浪费到炫耀精度的转变，体现了消费的渐进式去物质化，而炫耀声望则代表了一种更极端的去物质化。
除此之外，名校还有某种房地产的属性，其代表着对孩子（以及家庭）未来的隐性投资。作为“必需品+奢侈品+投资品”，供应量有限，短期内又很难增大供应，自然“价格”不菲。
对于奢侈品，定价高，相当于一种隐形的富人税，好过让他们去澳门；
对于投资品，让高收入阶层把钱花在孩子的未来教育，好过让富二代去街头飙车。
哈佛、斯坦福这类私立大学“被定价”，只是对于招生的一种观察结果。如果一所学校被挂起来卖，那么这所学校很快就不值得被挂起来卖了。
反之，一所学校“被定价”，亦是一种市场化的对该校教育水准的评判。
事实上，这类学校并没有把学生的支付能力作为限制条件。例如哈佛的招生政策，并不在意家庭收入能否承担，不足之处由学校补齐。牛津、剑桥等公立名校，学费本来就不高，普通人家都上得起。
反对豪宅，并不会令穷人住上房子。就像那些停满奔驰宝马的经济适用房小区。
用房地产和教育类比，有些简单粗暴。
学校捐款，会为这个不公平的世界再添上一笔，但并不是那么恶意的。
捐款的富豪，不仅补贴了别的私校学生，其实也间接补贴了公校。
我在加拿大生活，发现当地老外对常春藤的追求，并不像华人那样热衷。有些人宁可放弃去美国读名校的机会，选择本土的大学。一方面是因为学费，一方面是他们认为，人脉资源都在加拿大，何必舍近求远。他们的价值观里，“成功”的定义更宽泛。
鱼非鱼在知乎里写到：美国不同社会阶层有不同的价值观、人生追求和审美趣味，基本上各走各的路，倒不见得穷人上不了常春藤是多么严重的一种社会不公。
按照这种观点，美国的社会更接近阶级隔离，没有分层和固化那么“苦难”。
2、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的名校，公校或者私校，都是以各自对才能的定义和评判标准来招收学生。
中国现在很多学校（公校）的自主招生，也开始以不那么确定的标准来招收学生。这或许是大势所趋。
私校更是如此，很难说这是所谓阶级分化的原因，还是社会细分人群的需求所推动的。
后面的一篇文章里，我会专门探讨，名校是如何录取学生的，他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孩子？他们期望把孩子培养为什么样的人才？
无论这这招生标准是否公平，是否合理，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个体系：
纳斯达克。
十年前我将自己的公司卖给上市公司，然后也去纳斯达克走了一圈。当时的感触是，这个体系太牛逼了，大老远的在美国，吸引了中国最好的公司，没有派人天天盯着你，却能让那帮聪明人玩儿命地工作、加班、为股东赚钱。
仿佛有一个无形的超级胡萝卜，外加一条无形的鞭子。
名校的招生以及后续体系，某种意义上也有这类聪明设计的属性。
你看看，这个世界上最有志向的少年们，有多少是在这个体系的驱动下拼搏向前的？
作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经济、科技、教育，首先是基于一个强大的系统的设计。
从这一点看，我们不得不承认其成功和伟大。
3、教育成为一门生意。
我不反对教育作为一种商业，但这里我想说的作为基础教育的“生意”，是另外一回事情。
首先，在美国加拿大，私立学校多为非盈利机构；其次，为了维持和发展，需要像商业化那样运营。
以斯坦福为例，这所学校本身来自无私的捐赠，后来又靠运营崛起。
1884年，老斯坦福因爱子早逝，决定将他的2000万美元的积蓄和他在帕罗奥多市的3561公顷的土地用来创建一所大学。
起初学校并不容易，被掩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光环下。斯坦福甚至曾经被讥讽为“农场大学”。
二战期间，美国拨款60多亿美元给最好的研究型大学，用于军事科研。麻省理工获得约15亿美元，加州理工11亿，哈佛大学4亿，哥伦比亚大学4亿。
斯坦福大学呢？600万美元，还是用于培训老师的。对比麻省理工，简直是清华和蓝翔的差距。
1959年工程学院院长特曼提出构想：将一千英亩以极低廉、只具象征性的地租，长期租给工商业界或毕业校友设立公司，再由他们与学校合作，提供各种研究项目和学生实习机会。（房地产是王道啊！）
斯坦福成为美国首家在校园内成立工业园区的大学。得益于拿出土地换来的巨大收获这个建议，斯坦福使自己置身于在美国的前沿：工业园区内企业一家接一家地开张，不久就超出斯坦福能提供的土地范围，向外发展扩张，形成美国加州科技尖端、人才高地的硅谷。
特曼因此被称为硅谷之父（有好几个人被称为硅谷之父，特曼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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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不是坏事，其代表了一种可循环的模式。只要是公正，阳光的。许多表面看起来公平的事情，最后其实变成“穷人补贴富人”。
4、名校录取，成为一次超级智力测试。
多年以后，人们看现在的教育，也许和看斯巴达选男孩一样。
5、假如一个学校一直近亲繁殖，排斥有才华的普通家庭的孩子，这所学校很快就没有吸引力了。
如果你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大，有一天，你在黑房间里谋划如何以教育控制世界，你决定建一所最好的学校，让家族的孩子进去。这时候你想起还是要找些陪读孩子的，你会挑那些和你一样有权有钱的，一起变蠢，毁掉家族的未来？还是找一些聪明、拼搏、善良的孩子，进来哪怕是当陪读书僮？我姑且称之为自私的公正。
即使只考虑“陪太子读书”，即使名校真的是被权贵构成的董事会所操纵，他们也不会傻到只是近亲繁殖。
有人说英国绅士是西方文明最伟大的创造之一 ，而公学则是绅士的产生机制 。为什么英国公学持续培养出了一个绅士阶层 ？
三联的一篇文章写到：
公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 3 8 2年的第一所公学 ——温切斯特公学，它是在欧洲黑死病肆虐的背景下创立的 ，旨在提供一所供 7 0名贫困学生 、牧师学习神学 、教法和民法的学校 ，为教会培养圣职人员 。
它与其他地方性文法学校的区别是 ：面向贫民子弟 ，面向全国招生 ——这也是 “公学 ”之名的由来 。直到 1 8世纪下半叶 ，公学因声望上升 、资源紧缺 ，才由免费教育变异为贵族学校 。
因显著的基督教背景 ，培养基督教绅士是公学一以贯之的目标 。
1 7世纪的启蒙思想家约翰 ·洛克在他的 《教育漫话 》中系统阐释了基督教绅士的培养方法 ，也奠定了近代英美教育思想的基石 。洛克将培养青年绅士视为教育的首要目的 。
他所设想的绅士需要事业家的知识 ，合乎其地位的举止 ，同时要能按照自己的身份 ，成为有益于国家的人 。为了这一目的 ，绅士必须具备强健的身体 ，而且必须集德行 、智慧 、礼仪及学问于一身 。在一系列训练中 ，洛克认为健全的体魄最重要 ，其次是德行 ，知识则没那么重要 。他的观点对公学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
（所以才有前面，富兰克林嘲讽的“仅仅学会了怎样才能显得派头十足，如何彬彬有礼地进入一个房间”。）
6、假如一个阶层不知道补充新鲜血液，吸收最好的年轻人，这个阶层即使有最畅通的“被上升通道”，也没有人想上升了。
如果整个民族僵化了，上升何用？科举制并没有拯救清朝。这个话题，下一篇文章，我会再展开写。
7、惟一的公平，只有家庭对孩子的关爱。
当人们只盯着哈佛耶鲁的时候，很难就“教育公平”进行平静的讨论。但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好的学校，公立的，私立的，有名的，没名的。
盖茨很小的时候就拿到了外公的100万美元的“教育”保障。他一直喜欢说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他并未因此成为大恶魔，而是变成了地球上最大的追求公平效率的慈善家。
巴菲特小时候，议员爸爸带他去过高盛。这种帮助能有多大？本质上还是撒下了一粒种子。斯坦福人工智能大牛李飞飞，在普林斯顿读书时，周末还要赶回洗衣房帮忙。她从中学到的未必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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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定义成长的公平？亚马逊的创始人贝佐斯，在外公的农场长大，修机器，杀牛，什么都干，受益无穷。
你送孩子上一万堂课，给他最好的学校，也不如“那些你本该自己给他上的课”影响更大。重点不是你是议员还是洗衣店小老板，而是你教给了孩子什么。
克鲁普斯卡娅说：对双亲来说，家庭教育首先是自我教育。
苦难不是最好的教育，财富和权势所带来的特权也不是。面对这个世界的思考和回应方式，比什么都重要。父母是这方面最直接的老师。
可我们做爹妈的，一心只想外包。
其实对于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来说，生活品质可能比百年前最富有的人都强，你的寿命，可以获得的免费的学习资源，更少战争的安定环境。换而言之，对比过往，绝大多数人都处于“不公平”的强者这一方。
世界名校的教育资源，也通过互联网，更多地向所有人免费开放。
看看我们的父辈，他们在乡下、在村头、在禁令下，惟一的学习机会也许只是一本字典。
一切都只是比较。比较带来不舒服，也带来借口。
后面的系列文章里，我会写到犹太人费曼，他的父亲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但仍然像最伟大的教育家那样，培养出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
教育是圣诞老人
2017年的圣诞节，我们一大家子是在海南度过的。女儿10岁了，隐隐约约有点儿怀疑圣诞老人的真实性，她“狡猾”地试探了大妈，憨厚的大妈“中计”，告诉她并没有圣诞老人。
女儿趴在床上哭了很久。很难想象对于一个孩子而言，那么多年的“相信”坍塌之后的伤感程度。
过了几天，平安夜，孩子们睡着了，大人们在圣诞树下藏礼物。第二天大早，我们喊：起床啦！
听到楼上女儿对儿子说：弟弟，快起来，圣诞老人来过啦！
两个孩子冲向圣诞树，女儿朝我们会心一笑。
我想说的是，对待教育，要像对于圣诞老人一样，我们必须传递一种“相信”。
乌申斯基说：人类教育最基本的途径是信念，只有信念才能影响信念。
我们无法在现实世界维持一个真空。但是为了孩子，我们能否在成年人的污浊世界里，彼此默契地构建一个相对纯洁的天地？
人类需要相信一些什么（信仰），和不相信一些什么（科学）。
亿万年来，我们不正是如此走出丛林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