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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阶层固化大势下,那些“低端人口”何去何从?

来自:Zoey7 0 0 2017-11-15

有没有人愿意被别人说成“下贱”?

没有。

但城里人套路多,换个词儿,改叫“低端”,好像就顺耳多了。


似乎每隔几年,帝都和魔都就会敲锣打鼓定指标,宣布要严控超大城市规模、控制产业结构,还总是拿减少“低端人口”当业绩。


控规模、调结构、限“低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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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3年,帝都人大代表与“一府两院”负责同志座谈时,时任副市长就明确表示,一些低端的第三产业、制造业等,吸引大量人员前来就业,让大城市不堪重负,水、交通、管理跟不上。更有人大代表提出建议,提高“低端”产业的门槛,制定北京产业的负面清单,禁止其进入北京。同时,他建议规范小理发店、小废品收购店,规范地下室、简易房、群租房屋。


而根据《2014 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披露,早在2014 年底,魔都常住的2425.68 万人中,经测算的外来劳动力就达到745 万人。这其中相当大部分都是从事体力型或劳务型工作为主的劳动者,如制造业中的蓝领普工,各类教育、卫生、金融等服务业中的保洁、快递、运输、绿化、护理人员等,他们毫无意外的被学者们认为是“低端”劳动力。


甚至于一般企事业单位中的文员、办事人员,尽管不是体力劳动者,但随着人们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也跟着“被低端”了。


笔者觉得,这种以岗位定高低的思路,跑偏了。



1

未见低端事


农业时代,能走出农田,不用饱受日晒雨淋,就可以算“不低端”。


工业时代,能脱离厂房车间,不受蒸汽炙烤听机器轰鸣,就可以算“不低端”。


工业时代的纺织车间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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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大发展的时代,人民群众通常把金融、房地产、电信、教育、医疗、文化、艺术、政府等岗位列为“高端”,而将劳动密集的餐饮、摊贩零售、家政服务、保洁等岗位视为“低端”。前者被称为高端劳动力密集的现代服务业,后者则属于低端劳动力集中的传统服务业。


 “低端”背后是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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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专家提出调整产业结构、控制人口规模的常见套路就是“控制(低端)人口、不控制(高端)人才”“减少低端产业 ,增加高端产业”。按说,高端的要一天天火起来,低端的应该一天天衰败下去。


但是你见过谁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给自己拔离地面?


没有了那些“低端”的底子撑着,“高端”的都喝风去?


一个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高端”产业的发展和“高端”劳动力的使用,不仅不会打压“低端”,反而会内生出对“低端”服务部门的旺盛需求。研究表明, 2000-2010年间,上海现代“高端”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增长,与劳动密集型的“低端”服务业人口增长保持了一定的同步性,如下表所示。


上海“高端”“低端”服务业就业人口变化(单位: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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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低端”服务业里,交通运输仓储和批发零售餐饮这两项和“高端”产业实现了“神同步”,而社会服务和卫生、社会福利业显然达不到同步增长。所以,在魔都生活的同志们,想买买买、下馆子的时候觉得特别便利,而到了要找个好保姆、家政、看护、就医的时候,就会发现困难重重。


 2015年网友讨论上海保姆价格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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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低端”岗位和“高端”岗位之间存在着由经济效率决定的共生性——让一个月入数十万的大律师,在家撅着屁股打扫卫生,从效率角度看就是浪费资源;但对于家政的从业者而言,接活做这件事却可以更好的获得收入,改善生活——城市中所谓的“低端”劳动力,恰恰和“高端”就业结构保持着很强的互补。反倒是没有足够的“低端”来配套的城市,分分钟陷入各种各样的尴尬。


一些超大城市一方面提出要严格控制“低端”行业和人口的规模,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吸引高端人才集聚,在实践中颇有点“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困境。



2

确有低端人


大概只有在未经世事的人眼里,才会觉得岗位“低端”,人就跟着“低端”。


2016年,一位“中国大妈”在互联网意外走红。这位在中国长大、17岁才随家人从沈阳去到日本、原名“郭艳春”的大妈,在羽田机场当了21年清洁工,这岗位不可谓不“低端”。但这位大妈却被冠以“日本国宝级匠人”名号,各路媒体争相报道,还拍了专题纪录片,一时间家喻户晓。如果再弄个首相接见或者御前讲演,那就基本享受到时传祥的待遇了。


做清洁工的国宝级“中国大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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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种意义上讲,在万恶的资本主义日本做无产阶级清洁工的大妈都能做到这个程度,你就算咬定这个职业或者岗位“低端”,但也没法再说劳动者本身“低端”。因为,能做出这样令人击节赞叹的业绩,必定有劳动者自身的素质打底才行。


但是对于真正有过生活经验的人而言,很容易碰到一些真正“低端”的人,分布在不同的行业、岗位,让人忍受拿着钱也买不到好服务的尴尬。


抛开人品先不说,这样真正“低端”人的共同特点就是“四低”齐全:文化程度低、技能水平低、沟通交流效率低、学习改进意愿低。


如果这四条里就占了一两条,问题都不大;有时候占了三条,忍忍也能过去。最可怕的就是四条占全。与这种人打交道,真叫一个撕心裂肺、惨不忍睹。


有一个老哥,到一家洗车店洗车。洗车的小伙干活不太上心,拿着海绵轻飘飘的糊弄一下,该洗干净的地方没有洗到位。老哥是个读书人,斯斯文文的上去跟小伙提要求。小伙白他一眼,又挥手到那一块,却依旧是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脏污照例岿然不动。老哥看不过去了,文绉绉的说,你做这份工作,应该本着将其做好的态度,而不是敷衍。小伙却突然暴怒,海绵往地上一扔,说我又不欠你钱,不伺候你了!


老哥一时间目瞪口呆,后来他说起此事,说当时还想跟小伙子上一课契约关系论,后来估计他也听不懂,于是作罢。我们听了哈哈大笑,直夸他迂腐得可爱,就差没有上去讨论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了。


后面的故事是,他跑去找洗车店的老板。老板也是只摇头,说这孩子是老家的老乡托付带到郑州来的,他爹妈常年在外打工,当了多年的留守儿童,在家没能好好念书,到了城里,学什么都很吃力,所以前前后后挨熊不少,加之性格本就孤僻暴躁,于是也愈发激愤。


 “铁定是个不成事的秧子。” 老板下了结论,“明天送他回老家吧。”


这原本只是个辞退员工的故事。在市场化的评价逻辑里,这样的员工被辞退、这样的人被市场淘汰,原是理所当然。


可老哥却一脸正色的说,我们想得太简单了。


如果这种客观上没有发展进步空间的“低端”人只是零星个体,那么问题也不大。但如果这样的孩子正在批量出现,那么就有点严肃了。



3

数据意味沉


美国斯坦福大学有位经济学博士,叫做罗斯高(Rozelle)的,几乎每年都有4个月的时间在中国考察。他作为斯坦福大学“农村教育行动计划”的负责人之一,与多所中国大学和官方研究机构合作,致力于缩小城乡发展的巨大差距。就其合作单位与审批规格而言,应该不是“亡我之心不死”的坏分子。


他在斯坦福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教育部的支持下,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他发现,就在城市中产阶级家长们正在为胎教、早教和学区房而焦虑不安的时候,中国还有一半的孩子处在与父母分离、智力发育迟缓的危机当中。



在接受调查的农村儿童当中,70%的家庭压根儿就没有或者只有1本书;大部分孩子在日常生活中得不到读书、讲故事、做游戏、唱儿歌之类的智力刺激,使得他们不可避免的在大脑认知发育的关键时期(三岁以前)落后于其他同龄儿童。


在中国的陕西、河北地区的调查统计发现,24到30个月的贫困农村汉族儿童当中,超过52%的孩子,在智力测试的成绩中低于85分,也就是所谓的“认知发展滞后”。与此同时,这一比例的国际平均水准在15.9%,而中国城市和富裕农村的指标约为15%左右,是符合“国际惯例”的。换言之,农村的穷孩子们显著的落后。


低认知能力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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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国城市的高中入学率高达93%,甚至比美国还高出一个百分点,但农村的高中入学率一下子就降到了37%。


高中入学率的城乡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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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近半数的三岁幼童生活在贫困农村,另外,有25%成长在城市农民工社区,于此同时,所有劳动力当中只有24%的人高中毕业,在经合组织国家当中所有劳动力中接受高中以上教育的是74%。


过去30年来,罗这个倔强的研究者,在中国近20个省份,对13万多名农村中小学生进行体检之后,发现27%的孩子贫血,33%的有寄生虫,25%的视力得不到校正!换句话说,他们在课堂上压根儿就看不见黑板。


由调查引申出来的结论,就是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放眼望去,中国农村约半数的婴幼儿智力发育迟缓,这意味着未来会有4到5亿中国人,可能会有永久性的认知障碍。”


这样的结果让罗斯高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感到忧心:如果简单加工等重复性较强的工作都被机器人替代了,原有工作机会消失了,新的服务业工作要求日益提高,那么这一些智力低于正常标准的人,能去哪里呢?


这是一个现实的忧虑。就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里,突然提起这么个“煞风景”的话题,却让我想起了老大最近的讲话里那句振聋发聩的话“…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更美好的生活需要,就是对相关产业更高的要求。对产业的要求提高了,对从业者的标准必然也随之提高。那么,那些已经在硬件和软件上确定被“写死”了、真就提不高的人,怎么办?!


就如同那位洗车小伙一样,简简单单把他送回老家就OK了么?



4

兜底成本高


从严格意义上讲,没有哪个国家是100%的市场经济。


因为100%的市场,要求每个市场的参与者自负盈亏——暴发到身家亿万要享得了福,穷到冻死街头也要认得了命。那俨然就是一个分化和筛选的“丛林社会”了。


而国家机构的存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为了不让那些贫苦的人陷入不可避免的悲惨命运。换句话说,国家和社会是要进行“反市场”的“兜底”的。


生存是最基本的兜底。即便是这最基本的兜底,有时候都能让人仔细思量一下。二战的时候,盟军解放巴黎已经近在咫尺,希特勒却果断放弃了巴黎。豁牙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却还是要再掂量一下,最后命令狂飙突进的巴顿将军停下脚步,而是让法国将领勒克莱尔的装甲师最先进城。这里头有对法国政权的政治层面考虑,但是几百万人张嘴吃饭的“兜底”需求一样是决策的重要因素。


如果真的只是“兜底”,也还好说。


由于“低端”劳动力“四低”(文化程度低、技能水平低、沟通交流效率低、学习改进意愿低)的刚性特点,他们在市场化已经深入人心的社会里,基本没有可能获得高收入、过上高水平的生活。


如果他们从来都不知道可以有这样的生活的话,也许能如同世外桃源一样,“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倒也可以做到“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但是,这狂飙突进的信息时代里,许多就连自来水都不通的贫困地区,却有了3G甚至4G网络覆盖。孩子们在卡顿的手机上都可以连上《王者荣耀》,可以在看过漫长的广告之后,跟着免费的网络剧看到国际大都市的金碧繁华。然后,生活告诉他,因为能力素质所限,他大概永远也不可能过上那样的生活。


换了你,你干不干?你会怎么想?


有几个人会承认是自己不行,然后永远认命?


如果数以万计的人都认为社会提供的“兜底”保障不够、强烈要求把保障提高到社会平均水平,那这个兜底的成本得有多高?你看法国人民,普通工人群众也就算了,连同公务员动不动就要求休假,谁要敢提出多一点的工作要求,那绝对是分分钟罢工没商量,而且还特别理直气壮,觉得这就是“基本权利”——要兜住这样的大底,还真是不易呢。


2017年9月12日,法国有180个大小城市举行反劳动法改革罢工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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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世界银行的报告试图重新定义贫困。他们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物质匮乏,也是指贫困人口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的匮乏,甚至是他们获取收入的能力受到剥夺以及机会的丧失。


人类社会如果要稳定发展,很大程度上需要效率优先。而效率优先就会把不利于效率提升的“低端”人口筛出系统之外。欧洲的知识分子永远带着左倾的色彩。他们好像总在回避这样的现实,也许并没有某某人在刻意的“剥夺”机会,而是效率优先的运行机制在进行冷酷的选择。有效率的机制往往都会显得更加“残酷无情”。


如果“低端”人口真的在认知能力上存在无法修复的“硬”缺陷,而且无法理解和认同这个社会运行的法则,还偏偏有着巨大的人口规模,那只怕对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一个好消息。


所以,十九大报告提出,要让贫困人口彻底脱贫,要使绝大多数城乡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更多接受高等教育,也正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看似遥远的“灰犀牛”——我们不能等着大量的“低端”人口密集出现了,才想起来解决这个问题,真到那时候,就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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