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购汇一直是华人关注的热点话题。去年年底，诸多信息的接连出现似乎昭示着中国的人民币购汇政策发生了剧烈变化。12月开始，中文社交网络上开始陆续流传以“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将严控外汇”为核心内容的各类文章。而2016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突然发布《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似乎使得传言一语成谶。
新一年，中国加紧资本管制的姿态似乎尤为明显。移民等需要频密中外资本往来的华人群体，将面对的则很可能是一个人民币资本外流大门被逐渐关紧的新时代。
中国实施购汇新规定 购汇总额度并无变化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于2007年1月5日发布了《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由此拉开了人民币购汇相对自由的时代大幕。《细则》规定，对个人境内购汇实施“年度总额分别为每人每年等值5万美元”的年度总额管理，相比此前的“每人每年2万美元”的购汇额度有了很大提升。“每人每年5万美元”，成了几乎每位在海外生活的华人都熟知的购汇规则。
但自2016年冬天开始，人们却发现自己的朋友圈里开始频繁出现《国家外汇管理局将严控购汇》、《“蚂蚁搬家”一律进入黑名单》等涉及中国购汇政策的文章。
海外华人及他们身在中国的亲属不禁忧虑，是否一直以来在民间流传已久的“中国即将缩紧人民币外流渠道”的传言行将成真。
2016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又突然发布了新规，宣布每笔当日购汇等值超5万人民币、境外汇款超等值1万美元的交易须被上报。
紧接着，新年刚过，人们发现在中国购汇时须填写以前不是强制填写的《个人购汇申请书》，“外汇禁止用于境外购房”的字眼也赫然出现在申请书上。一时间外汇收紧的“三板斧”，如黑云压城，使得华人群体人心惶惶。
经查证，人们最早读到的有关“外汇局禁止‘蚂蚁搬家’”一类的文章中的内容是“旧事重提”。该类文章中所共同提到的中国外汇管理局将把使用“蚂蚁搬家”的方式换汇（即把每次购汇数额控制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少量多次地向境外转移人民币资产）的个人列入观察名单的政策是早已存在的。
事实上，这源自于2015年9月下达、2016年1月1日生效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完善个人结售汇业务管理的通知》。该政策规定，“5个以上不同个人，同日、隔日货连续多日分别购汇后，将外汇汇给境外同一个人或机构”等三种情况将被视作“个人分拆结售汇行为”，也就是俗称的“蚂蚁搬家”。
“蚂蚁搬家”者将被银行记入“关注名单”，进而可能被暂停外汇交易和汇款。不过，这则规定并未对“每人每年5万美元”的购汇上限做出改变。
2016年12月30日，中国央行出台了《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办法》中同个人关联最大的，即规定“当日单笔或者累计交易人民币5万元以上（含5万元）、外币等值1万美元以上（含1万美元）……现金结售汇、现钞兑换、现金汇款”，以及“自然人客户银行账户与其他的银行账户发生当日单笔或者累计交易人民币20万元以上（含20万元）、外币等值1万美元以上（含1万美元）的跨境款项划转”，需由金融机构“进行报告”。
也就是说，对个人而言，自2017年起，如果一人一天内购取等价人民币5万元以上的外汇，或一天内汇出价值1万美元以上的外币到海外账户，都将被视作进行“大额交易”，而银行将会对这则交易进行报告。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对新华社等官方媒体的说法，新规中所提及的“对大额交易进行报告”的实施主体是金融机构，而对象单位是中国的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也就是说，民众即便进行了“大额购汇交易”，也无需自己另行申报。因此，购汇程序并未发生本质性变化。
而根据马骏对政策的解读，银行对“大额购汇交易”的申报也是为了加强中国对洗钱犯罪的监管。也就是说，普通民众使用通过合法渠道取得的收益进行大额购汇活动，理论上即便被反洗钱部门列为监管对象，也无需过度担心。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新规依然未对“每人每年5万美元”的购汇上限做出更改。
不过，自2017年1月1日起，购汇的民众已经直接体会到了购汇政策具体执行层面的变化。新年开始后，无论是在银行柜台还是通过网络银行、手机银行等电子渠道，不管以何种理由办理购汇业务，都需要填写全新的《个人购汇申请书》。相比之下，以往使用出境旅游、给留学生子女汇款等理由购汇的话，通常只需和银行柜员口头交流，无需留下书面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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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个人购汇申请书》中，在要求购汇人及代理人填写姓名、身份证号等基础信息之余，还要求在因私旅游、境外留学、公务及商务出国、探亲、境外就医、货物贸易、购买非投资类保险、咨询服务及其他等九个选项中选择具体购汇理由，并且甚至要求购汇者填写预计用汇时间。
每一则选项后都跟有更细致的信息调查，如选择旅游的话就需要填写预计境外逗留时间、目的地国家以及旅行方式；如选择就医，在填写逗留时间和目的地国之外还需给出对方医院名称。除此之外，《个人购汇申请书》上还以醒目字眼明确标出，购汇“不得用于境外买房、证券投资、购买人寿保险和投资性返还分红类保险等尚未开放的资本项目”。
《个人购汇申请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作为对违规者的处罚标准。根据《条例》，如果“违法违规逃汇”，除了可能被列入“关注名单”、剥夺两年购汇额度之外，还将面临逃汇金额30%的罚款。情节严重者甚至会被处以最多逃汇金额等值的罚款。
不过，外汇管理局方面在2017年1月3日通过人民网特别刊文强调，个人购汇不允许境外买房、投资并非新政策，而是“一直以来都不能做”。但是，更为严格的购汇申报程序显然昭示着中国各金融机构在落实“禁止购汇境外买房、投资”这一政策时将更为周密、明确。
这一点从《个人购汇申请书》所给出的购汇理由选项中就可以看出端倪：九项可以选择的购汇理由中，除“其他”之外，并无任何一项可以用于留学生和商务出国人士等身份之外的海外华人及其亲属购汇。也就是说，无论是海外华人自己购汇，委托直系亲属代为购汇，还是请亲属以他们的购汇额度帮忙购汇，不必说用于买房和投资，即便是用于贴补生活，在《个人购汇申请书》上都将找不到完全符合的理由。
对此，加西周末记者采访了在北京某银行任职超过十年的童女士。她表示，自己在新政下达后已与北京市各主流商业银行进行了交流。
虽然《个人购汇申请书》中没有列出海外华人购汇的对应理由，海外华人及其直系亲属仍可用“生活费”、“家用费”等名义在规定范围内于各商业银行合理购汇。然而，在北美房地产市场价格处于高位的今日，即便华人不顾购汇申请规定，用其他名目购汇以行买房之实，所能换到手的外汇也属杯水车薪。
旅游留学影响较小 海外购房或将更难
据加西周末记者了解，加大购汇申报这一环节的审核力度的动作从半年前就已经开始加强了。一位来加留学已两年的留学生对记者表示，一年前身在中国的家人购汇给自己寄学费时，当地银行只收取了收款人和收款银行的相关信息，并不会多做额外要求。
但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银行要求购汇者必须提供学校录取信以及证明学费、生活费数额的相关文件，才能购完成购汇和汇款操作。另一位在美国上学的留学生也告知加西周末记者，2016年底他的家人去银行给他购汇、寄送2017年的学费和生活费时，被要求出具效力几乎等同于在美留学生身份证的I－20表格的复印件，不然无法完成购汇操作。而一位委托家人购汇并寄生活费的移民，则在去年下半年购汇时被银行要求出示购汇人与收款人的直系亲属证明。
这些严格的要求，显然是以往所没有过的。不过，在出具相关证明后，他们都购汇成功了。
另外，对“蚂蚁搬家”的严格审查也早已开启。家住三角洲的平先生曾向加西周末记者表示，去年他在购房时已经遇到过问题。当时他托自己在国内的亲友和朋友为自己汇购房首付款，第一天亲人的汇款顺利到账，第二天朋友再汇入加拿大同一账号时，却被告知有违规行为，汇款遭到银行拒绝。当时银行并未向平先生明说究竟为何违规，令其十分困扰。现在看来，银行应该是怀疑平先生在进行“蚂蚁搬家”。
不过，在合法渠道之内，也并非没有“空子”可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本地贷款经纪告诉加西周末记者，中国央行和外汇管理局在监管“蚂蚁搬家”式换汇时，审核的主要方式是看短时间内是否有多笔资金汇向同一海外账户，而非“同一人名”。
之所以这样说，是由于在国际汇款过程中，因存在广泛的同名现象，银行只能以账户而非姓名作为依据判断资金流向。因此，如果华人在海外开设多个账户，中国金融机构是没有办法判断这些账户户主是否同一人的。依据该经纪的说法，倘若购汇人再发动国内亲友分时、分批向这多个户头汇款，虽然无法突破“每人每年5万”的上限，但可聚沙成塔，同时还能基本杜绝被判定为“蚂蚁搬家”的风险。
然而，随着中国各金融机构加紧对汇款目的及汇款人身份信息的核查，“借额度”这一本身就违反相关规定的购汇技巧在未来是否还能畅通无阻，或应打上问号。此外，少量多次向海外多个账户汇款虽然或许可以逃过中国相关部门的审查，但收款国的金融、税务部门和反洗钱机构却也有可能对之进行核查。
以加拿大为例，所有经国际电汇汇入加拿大账户的超过1万加元的资金都必须在税务局备案。曾有华人以每笔低于1万加元的方式多次转账，但被金融机构怀疑大额资产来源可疑，进而遭到税务局查税。
结合购汇新规的内容与近来购汇者的经历不难看出，虽然更为严格的审查程序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购汇程序的繁琐程度，但由于购汇总额并未发生限制，因此留学生尚且不必对换汇事宜产生过度担忧。而短期旅游人士，尤其是“代购党”和奢侈品爱好者，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之前已经存在的银联卡单次交易限额最高5000美元、每年每卡交易上限10万人民币的规则限制，但受到购汇新政的影响也有限。真正受到新政影响的，是大批已经移民或长期定居在海外，有境外购置房产和投资需求的华人群体。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旁门左道各具风险
中国日渐收紧外汇渠道的风向与民众期望配置全球资产的需求形成了鲜明的矛盾。为了应对各项正规购汇渠道的缩紧以及购汇额度上限，有海外置业需求的华人也早已开始研究各种主流范畴之外的换汇方式，以“打擦边球”乃至违法的方式完成资产转移。
地下钱庄已经成为近年来中国资本外流最常使用的渠道。根据中国一些地下钱庄的宣传，经他们手从国内“汇出”的外币，在一天内就可以到达客户手中，
更完全无需顾忌“每人每年5万美元”的上限规定，因此成为许多有大额购汇需求者及有不法来源资产者所青睐的方式。地下钱庄所谓的“购汇”程序，其实并未真正将客户的资产换汇。
大多数情况，地下钱庄会在中国和海外分别寻找有购汇需求的客户。比如说，中国商人甲希望将500余万人民币转成加元打给在加国的子女，这时有身在加国的商人乙希望以不经过外汇监管的渠道将100万加元换成人民币打给中国的亲属，钱庄只需要双向收取手续费，再分别把乙的加元和甲的人民币交给甲的子女和乙的亲属即可。
在强大的流动资金的支撑下，地下钱庄根本无需施行资金跨国流动，仅做两方有购汇需求者的中介即可。
地下钱庄还时常以开“外贸公司”等方式，建立虚构或夸大的商务购汇名目，以保障自己在海外随时有充足的资金流动。据了解，目前随着中国购汇官方渠道收紧，部分地下钱庄已经将手续费比例调高至购汇总额的15%。
一位隶属北京市检察系统的检察官。他表示，近年来中国对于地下钱庄问题十分重视，目前检察部门、公安部门等也在协同努力，加大对地下钱庄的打击力度。他提醒民众，中国是外汇管制国家，虽然在境外部分国家汇款公司是合法行业，但经地下钱庄转移资产在中国是违法行为，风险颇高。即便是有人已经通过地下钱庄顺利转移资产，也绝非一劳永逸之举。倘若有朝一日，该地下钱庄受到有关部门调查，所有经该钱庄流动的资金将被视作问题款项，因此之前通过该钱庄转移资产者也将面临法律上的麻烦。
除地下钱庄这般被中国明确定性为违法的购汇行为之外，华人还发现了许多位于“法律灰色地带”的换汇方法。比如，利用近年来流行的虚拟货币比特币，即可实现人民币买入、美元卖出的变相换汇。而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将比特币定性为“商品”而非“货币”，因此这种换汇形式无法受到“每人每年5万美元”这一封顶限制。
但是，由于比特币价值短期内波动甚大，实现交易也需要一定程度的网络知识，因此比特币换汇这一形式并未成为大多数华人的首选。
相类似的，也有部分华人在境外开设公司，以大额人民币购买自己境外公司的所谓“产品”，从而变相实现人民币出境换汇。
这样的做法一来要求相关人士有在境外开设公司的实力，二来很可能会面对境外高额的交易税费，因此并不适用于所有人。此外，亦有人在海外注册多间公司，以其中一间起诉另一间，败诉后用人民币偿付“海外欠款”，进而实现大额购汇转移。
但这样做显然需要繁复的工序与高昂的时间成本，对于急于换汇、数额相对较小的人群来说难称适用。此前，民间盛行在香港用人民币购买投资型保险，再以外币形式退保，最终将外币存入海外账户或中国的汇户，以变相换取外汇的做法。
这本是一种相对成本不高，实现困难较低的大额换汇方法。然而，中国方面显然发现经这一渠道的资本外流严重，自去年10月底起开始严格执行银联卡无法在港购买投资类保险的规定。今年1月初，更有多家中国媒体报道，称中国大陆的各家银行已经开始停收由香港保险公司开具的美元支票。
中国的“两头堵”无疑使得“买保险换汇”这条路变得更为艰难了。总之，“打擦边球”换汇的花样虽多，但每一种都有一定程度的风险与局限性。
目前之于华人来说，能突破“每人每年5万美元”购汇上限且毫无缺陷的换汇方式似乎还不存在。
中国祭出严打组合拳
资本管控走入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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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除了这几项连续诞生的新政、新规之外，整个2016年中国方面都已借由不同渠道开始了对资本外流的严格管制。虽然“每人每年5万美元”的这一上限始终未变，但华人经由金融机构之外的换汇途径越来越少了。
2016年1月1日起，银联卡刷卡限额新规正式生效，规定每卡每年境外累计取现不得超过等值10万元人民币，且每日取现不超过等值1万人民币；2016年2月，银联增强对境外刷卡业务的审查力度，将更多境外机构划入受到每笔5000美元刷卡上限限制的名单中；
10月29日，银联发布《境外保险类商户受理境内银联卡合规指引》，强调禁止使用银联卡在香港购买投资性质的保险产品；11月28日，外汇管理局发文，称将严打境外“假投资”现象；
12月初，多家媒体报道，央行已开会决定，将停发具有使用外币消费但用人民币结算能力的“双标卡”；
12月14日，外汇管理局和中国公安部召开联合会议，称将对地下钱庄、“假投资”等骗购外汇、逃汇等犯罪活动展开“高压打击”……
由此可见，中国对外汇的管控并非突如其来的一时之需，而是在人民币资本外流严重、经济面临巨大考验的社会大环境下所缜密安排出的一套“组合拳”。
由于人民币持续面临贬值压力、国内投资渠道狭窄，而海外市场投资、盈利方式相对丰富，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都有了将资本配置全球化的思路。据国际金融协会统计，仅2015年一年，中国的资金外流就高达5500亿美元。而彭博社更认为，中国每年的资本外流高达1万亿美元。
资本外流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华人民众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丧失。而这一局面，显然是有意重振经济增长雄风，规避金融危机风险的中国所无法接受的。
这套“组合拳”的出台，在某种意义上宣告着“感觉身体被掏空”的中国有意使资本流动走向一个管控更为严格的新时代。而对期望转移国内资产，在海外置业的华人来说，虽然每人每年的购汇总额尚未发生变化，但恐怕仍要为如何合法且有效率地换汇大伤脑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