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在北京生活了39年的土著，我第一次因为雾霾而带着太太和女儿苹果逃离北京是在2015年底，那次在三亚的酒店里躲了一个多月。
这之前，我们的每一次出行都是长期计划。但唯独那次是一场突然的逃难。一点也不美好。
何况，冬天正是我工作最忙的时候，一般我们不会外出。但是雾霾让我们实在无法让女儿再在北京继续坚持下去了。
苹果已经持续一个月咳嗽，夜里会咳醒三四次，她妈妈几乎整夜都睡不着。但一离开北京，她的症状在两天后迅速转轻了。
我曾经以为2015年的那次逃难只是小概率的突发。但是今年，我发现我错了。雾霾更厉害了：时间长，次数多，浓度也大。从刚过去的2016年末到新年初，这已经是第几次红色预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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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1月03日，北京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持续中，天空灰霾一片。图/CFP
圣诞节前，北京连续五天雾霾红色预警。苹果因此咳嗽发烧，又由发烧引发中耳炎。医院护士说，今天来的小朋友都是看耳朵的。那一刻，作为父母，我心里的恨意和无奈都在燃烧。
可今年，我们没办法逃走。本来按照这情况，是要先把她们娘儿俩送出去的。但苹果又长大了一点点，最重要的是她放不下幼儿园的圣诞演出。因为雾霾，幼儿园把排练的事情都延后了，但她就天天惦记着她小鸡的角色。你说我们怎么忍心告诉她：别演了，先跟妈妈躲出去吧！
现在苹果已经中班了。我和她妈妈已经在张罗着给她选小学。和很多家长一样，我们看学校的第一指标就是看学校有没有装新风系统。因为只开空气净化器已经无济于事了。
本来按照我们的计划，是打算让苹果在北京念完小学，打下语言和文化的底子之后，再全家移民美国的。
但是去年底和今年初的情况，让我们的计划有了变化。我和孩儿他妈已经有了共识，等再看个两年左右，在苹果上小学前，大概2018年9月，如果情况还是没有明显好转，那么我们就不在国内念小学，直接移民去美国了。
在这之前，我们移民的第一动力还是为了孩子的教育，但现在雾霾已经变成推动这个决策的第一要素。可是，真的到要走的那一天，我应该怎么跟苹果讲这件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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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4日，北京当日持续雾霾，能见度较差，不少坐公交车出行的市民戴上帽子、口罩等“全副武装”出行。图/CFP
在我记忆里，雾霾是从2012年开始成为公共事件的。这几年，严重的时候，孩子就关在家里，画画，看书。她已经会抱怨：“又雾霾了，真讨厌。”但我自己还是不习惯戴防护口罩。
小时候我家住天坛公园附近。四方的蓝天下面，是天坛圆圆的穹顶。这是我的故乡。那时，我从未想过，有一天会用逃离的姿态离开北京。
我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记忆在这里，灵魂在这里。我奶奶家里有个院儿，东边是棵黑枣儿，后身儿是东便门的城门楼子，春天里柳絮儿飘。
移民的决定，真的，一点也不轻松。
最大的心结是我们俩各自的父母，都70多岁了，一旦移民，跟他们相处的时间会大幅减少。他们也不太可能长期跟我们住在国外。而女儿，她已经有了自己的朋友和圈子。一个即将5岁的北京小妞，将开始面对人生里的这种撕扯。
对于我自己，我用了20多年的努力，赢得了我该赢得的东西。出去之后，一切得从头开始，要去适应陌生的平静的生活。
放下容易，拿起来难。以前是打算苹果小学毕业了再移民，那时候我正好四十五六岁了，可以放下篮球解说，去开启另一段人生了。
但是如果一两年后就走，从我自己内心来说，在事业方面还是不甘心的，恐怕到时候会两边跑，两边照顾。这也是让我们矛盾的地方。
但笼罩住城市的雾霾，是击破我心理防线的最后一颗子弹。当健康的呼吸都已经成了奢侈品，即便成年人能用你的健康去赌命，你也绝不会想用你孩子的健康做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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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我们和朋友一起在餐厅吃饭，在摆放着空气净化器的房间里，太太随身携带的探测器上显示，室内的PM2.5数值接近400。吃完饭，我把三个小姑娘戴着口罩的照片发在了微博上。这是我第一次在社交网络上发出孩子的正面照。
我写道：北京孩子真实的生活。一个网友在下面留言，北京小孩儿长大了能认识彼此吗？
那一刻，我内心那个声音又放大了：一天都不能再拖了，先逃出去再说吧。
>>>兰燕飞 ，母亲，前媒体人 。
我常跟人开玩笑，说自己是现代版的“孟母三迁”——怀孕时为躲汽车尾气，从北京城里搬到郊区，后来为逃离雾霾干脆迁移到丽江，去年又因为教育问题从丽江跑到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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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4日，北京CBD被雾霾笼罩。图/CFP
儿子添添出生在北京，离开3年后，他已经不记得北京的自然博物馆，不记得龙潭公园的庙会，但记得北京的天是灰的，空气是脏的；女儿诺亚降生在丽江，她很幸运，从出生到现在，从没看过雾霾，也没戴过口罩。
离开北京的时候，我花了半年时间筹划未来的房子、工作和孩子的教育，小心谨慎，但和这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的态度超级干脆，请所有的好朋友吃了顿饭，语气欢快，告知他们这个消息，有一种“我马上要逃离而你们继续在苦海挣扎”的解脱感。
也会有人因为我的离开觉得惋惜，包括我的父母。在他们眼中，接受了多年高等教育的女儿，从小城镇来到北京，有了稳定的工作，办了居住证，托关系送孩子进入公立幼儿园，听起来是稳固又圆满的奋斗人生，走到这一步不容易。我理解，他们心疼我的付出，自然，最后能劝服他们的，也是我对孩子健康的担忧。
比如跟他们说明我看过的研究报告，其中最让人恐惧的是，雾霾对正在发育中幼儿的部分器官有不可逆的影响。这太可怕了。我不想因为若干年后，甚至等三五十年，雾霾的影响在他身体上呈现出来后才深感悔恨。什么东西都可以重来，除了健康。而他（她）那么弱小，需要你去保护他的健康。我只有去做安全的事情，才能说服自己。
至于现在，雾霾围城，越演越烈，好多人来跟我说，你当年为孩子作出英明的决定。什么英明？孩子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但离开首先必须是忠于自己的意愿。在2013年的那段时间，眼看着窗外雾蒙蒙一片，单单是呼吸都让我觉得喘不过来气来。
只为母爱“三迁”，可能会为自己的人生套上枷锁。因为去新的城市，意味着放弃自己的朋友、生活圈，工作也被腰斩，不甘心肯定有。我不愿生活在这种因为离开产生的怨气之中，不愿未来一事无成之时对着我的小孩说，妈妈为了你，放弃了所有，让他来背负这种情绪，肯定不对。想清楚这些，才会调节好心情，好好规划新生活、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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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是最理想的避霾地。来这里的时间，我的朋友圈每天都在晒春光、雪山和云，添添第一次去摘草莓，诺亚第一次伸出手触碰蘑菇，这些都足够美好。直到一次添添从幼儿园回来，突然提到日本人：“日本鬼子，很坏，该杀。”他冒出这么一句的时候，我确实吃了一惊。后来联想到他的老师是纳西族人，对日本的仇恨源自那段历史。可这么小的孩子，不该教会他仇恨。我不愿孩子在雾霾中长大，也不愿他在仇恨中长大。
这所当地最好幼儿园教育孩子的方式，与我的初衷背道相驰。就像婆婆带着添添去公园，孩子伸出手来采一朵花，婆婆的第一反应是：“这有毒，你别碰。” 上一代人的教育，是告知子女，这个世界是危险的，你要保护自己；可我们看来，首先要让孩子知道，世界是美丽的，你得先去体验，再来分辨。带着仇恨，或者说封闭的价值观，肯定是没法去体验世界的。
尽管深圳的自然环境比不上丽江，但作为移民城市，胜在生机勃勃，更包容，价值观更多元，原本在小城里因为方言障碍交不到许多朋友的添添，很快认识了新的人，融入了小圈子。
想起那时候还在丽江，当地的朋友逗他：小帅哥，你从北京来我们丽江做什么？喜欢这里吗？他露出小大人的模样，正经回答说：“北京有雾霾，丽江有蓝天白云啊。”我从没教他这些，但孩子的敏感让他捕捉到这些信息。
等到了深圳，我和丈夫偶尔也会看着朋友圈的图片讨论起北京的雾霾，如果被他听到，他一定会爬起来：“让我看看！”然后露出一副吃惊的模样：“这么灰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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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燕飞和儿子添添、女儿诺亚在深圳海边。
这些天北京最严重的雾霾，让我想到之前转发的一篇文章，提到《纽约时报》驻新德里的记者放弃优厚待遇，离开印度回美国工作，临行前他说明原因：新德里的空气污染严重，他的小儿子患上哮喘，肺部功能出现终生无法恢复的损伤。
他说，在北京，PM2.5值超过500就会登上国际媒体的头条；而德里的数值是北京的两倍，却基本无人在意。
哪有什么值得庆幸。德里的今天，未必不是北京的明天。不论是北京还是德里，给继续留在那儿的孩子造成的伤害，都一样。
牺牲孩子的奋斗没有意义
>>>林特特，母亲，作家 。
去年10月的北京，一共发布了四次红色雾霾预警。11月中，我将儿子送回丈夫的老家交由婆婆抚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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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1月04日，北京南四环马家楼桥区雾天里的行人。图/CFP
第一次送他离开北京是前年12月，回我的娘家合肥。那时的北京开启了红色预警。为了陪伴照顾孩子，我不得不将我的工作挤压成堆。白天儿子在我发小办的幼儿园上学，我在周边的咖啡馆工作。那是一场仓促的旅行，以至今年再次考虑送孩子离开北京，我们决定不再牺牲我和他父亲的工作，于是就将孩子送去了福州奶奶处。
我每隔两周就飞回去看他一次。不久前，朋友送了一盒纪念章，上周末回福州时，捡了两块带给孩子玩。一块的画面是月夜海边，另一块则是冬季树林，有戴红帽子的雪人，天自然是灰的。
谁知道娃娃张口：“我不喜欢灰的，我不要。”
我问，“为什么？雪人多漂亮啊。”
“灰的天是雾霾。我不喜欢雾霾，雾霾就不能出去玩，就要回老家。”他是用十分平静的口吻说出这句话，那一瞬间我的心里非常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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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适应能力非常强的儿子，从小到大上幼儿园从没哭过。每次回到老家，别人问起他，他总是很正经地回答“我是为了躲雾霾回来”。一直以来，我以为他适应得很好并很开心，没想到他没忘记始作俑者，以及因此的离别。
在这样的瞬间，我开始怀疑人生的意义：人生只有奋斗，奋斗也无意义。如果孩子承担大人在大城市奋斗的代价即健康，大人的奋斗也没有意义。
一直以来，我没有将雾霾对生活的影响看得太重，幼儿园和家里都安上了新风系统，我们一直认为自己将孩子保护得很好，对于孩子来说，他也很自然地接受了这个新鲜事物。我们将这一切视之理所当然，也忽视了孩子为此付出的代价。
他爱听《西游记》，第一次向他解释什么是雾霾时，我告诉他，据说黄袍怪的原型就是沙尘暴，古时候的人不懂自然现象所以瞎想变成了黄袍怪这种传说，所以，今天的雾霾，在古人看来，说不定就是黑风怪呢。他开始很高兴，坐在窗前等黑风怪。后来发现黑风怪一来，他就不能出去玩，便开始有情绪了。
每每为他戴上定制的小口罩时，我的心里是万分抱歉的： 我喜爱北京。因此不愿意离开它。可我的孩子需要为我这份选择付出或多或少的代价。
我从没有想过逃离北上广，尤其是北京。如果没有雾霾，没有比它更好的城市了。对于一些人来说，这里是林冲夜奔的命中归宿。对我来说，这里有完美的机会，完美的人文历史，完美的人际关系，亲疏恰好，现代又古典。我付出许多努力在这里完成学业，遇到自己的爱人，买房奋斗，北京见证了我的成长，孕育也塑造了一部分的我。
可现在，当它被雾霾绑架，我仍然爱它，我知道，它是最大的受害者。
但我更爱我的孩子，在雾霾最严重的时候，我会让他离开，我愿意两边跑，以渡“劫难”。
>>>陈琳（化名），母亲，职业经理人 。
当北京的人们躲在家里忙着在手机上对比哪一款空气净化器效果更好的时候，在距离北京7000公里外的匈牙利，清晨的阳光刚刚洒在我家花园的葡萄藤上。
我爬起床，呼吸着新鲜空气，开始在别墅小院里做早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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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4日，济南。雾霾天中自拍与好友分享自己淹没雾霾之中的样子。图/CFP
我今年37岁，是匈牙利的新居民。而在两年以前，我和丈夫都还有着含金量颇高的北京户口。如今回看起来，北京户口在当时竟然成为一种我们求着想甩掉的东西。
因为雾霾。
我家情况特殊。我的父母是老北京人，丈夫也是一家知名软件公司的总监。我30岁之后才生下女儿，算是高龄产妇。女儿基本上是我第二生命。给女儿的奶粉是进口的，吃的蔬菜都是有机蔬菜，玩具是进口的无毒玩具，从小让她接受私立学校的精英教育。
但让我痛苦的是，我女儿的童年并不完整。每年秋末，季节变换，女儿就会咳嗽，而且一旦雾霾加重，咳嗽就会随之严重，有时不得不跟学校请一个多星期的假，天天被关在家里。
我的丈夫是从最基层做起来的，打拼到现在不容易，对北京，对自己的事业，也很有感情。看到孩子这样，我不止一次地跟丈夫商量，现在空气质量这么差，要不要去国外生活，但丈夫一直下不了决心。
在孩子上小学前，我和丈夫抱着一些美好的期望，觉得过几年，国家开始治理了，环境肯定会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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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4日，河南郑州，元旦假期过后，由于雾霾红色预警持续，全市小学及幼儿园已持续两天停课。图为一所小学校门紧闭、校园内空旷无人。图/CFP
直到2015年，我越来越焦虑。2015年底，北京有了持续一周的雾霾天气。女儿病倒了，被诊断为肺炎，还差点被推上手术台。女儿很坚强，每次去医院，以前还会哭闹，后来只是把眼泪忍在眼眶里。那天女儿打完针，丈夫红着眼睛跟我说，“琳，要不然，我们移民吧”。
接下来就是四处找移民中介打听。一打听才知道，移民美国已经需要排号了，等排上可能已经4年之后了，中介跟我说，现在雾霾逼走了很多人，每次雾霾越重，前来咨询的家长就越多，而且办的都是加急移民，一刻也等不得。
美国这样的热门国家是去不成了，我们只能把视野投向欧洲一些小国家。几次坐飞机去国外考察，西班牙、希腊、匈牙利看了一遍，真正决定留在匈牙利是因为那里的环境。那天，飞机在匈牙利机场降落，正好是雨过天晴，一道彩虹挂在天之涯， 我当时真的是被震撼到了，太美了。
如今，我在匈牙利生活了一年多，女儿咳嗽的毛病再也没犯过了，之前托人从国内买的药也没再吃，放在库房里都过期了。在自家的小院子里，丈夫工作之余，种了葡萄、蔬菜。每天早上，我都起床晨练，目送女儿坐上校车上学，这是不是就是微小而确实的幸福？
文／安小庆 冬之月 卫诗婕 易方兴
编辑／陈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