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多伦多往事:大陆技术移民安柳寒冬流浪街头

     
 2004年2月初的一个特别冷的夜晚，11点多我和我先生一起驱车赶到downtown 文华中心旁边，找个地方停了车就开始寻找安柳的身影。我们先到文化中心大夏外面的大厅里搜寻，只见里面几个流浪者已经占好了过夜的位置，或坐或卧准备睡觉了，其中没有安柳。于是我们猜他应该在那个24小时开门的咖啡馆。我先生推门进去侦查了一圈很快出来了，惊喜地指一指大门旁边的窗户说：“看，他就在那儿，正站着看下象棋呢。”我走近一看：果然是安柳，背对着窗站着，如果我选择好角度可以拍到他的侧面。
 安柳，一位大陆技术移民流浪街头的消息最初由加中时报首家披露，那时我在明报当记者，若不是写那篇报道的记者王迅雷打电话告诉我，我根本也无从知晓。能挖掘出独家新闻总是记者的骄傲，所以通常记者们尽可能对获得的特别消息保密。但王迅雷这次抛弃了狭隘的同业竞争意识，希望日报记者能够深入报道，以此引起社会的关注。
 王迅雷打电话到办公室告诉了我这么个人和这么件事，他说：要找到此人采访并非易事，不到半夜到唐人街的文华大厦守着等他，平日四处流浪没人知道他在哪里。我没有犹豫便答应了王迅雷当晚的约见，十点半在唐人街见安柳。
 多伦多的三大日报各自都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和背景，管理严格、正规，记者去哪里、采访什么都是编辑部派活，如果是记者自己发现的新闻线索，也要与采主或总编辑事先通报，经他们同意才能行动。当时我的判断是：鉴于对女记者安全的考虑，如果事先请示采主德哥肯定不会获得采访的批准，或者可能会派男记者去、亦或派个摄影记者拍个照片完事。于是我决定先斩后奏自己采取行动。考虑到独自夜深人静在市中心唐人街流浪人堆里寻找一个人还是很危险的事，所以每次我都叫上我先生保镖。
 因为报道这个新闻不是我的目的，我想要的结果是：帮助这位同胞过上正常生活。
 那时正值隆冬，多伦多的夜晚气温最低能达到零下20多度。我们在一个咖啡馆坐下，通过王迅雷引荐我就和这位不幸的大陆新移民认识了。安柳是加中时报首次报道他时用的名字，真实姓名我从来也没想跟他求证。他中等个儿略高，看起来并不瘦弱，随身拎个中型旅行包，估计里面是他的全部家当。见他时他衬衫外套着件毛衣，外面是件棉大衣，什么颜色不记得了。他头发不长也还算有形，脸上也不见胡子拉碴的，举止言谈文静、表达自己的想法也很清晰。除了可能很久不洗澡，一米的距离就可以闻到强烈的霉味外，其它方面看不出他像精神有毛病的流浪汉。他同意我报道他的事，但拒绝拍照。明报通常不刊登超过800字的文章，我觉得不能将我要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所以到了世界日报后我立刻继续跟踪安柳，再次夜访并写出长达约2000字的报道。当日值班的副总编袁晓晖看了之后，交给我一个几乎不能完成的任务：为了让这篇通讯更具可读性，需要一张现场照片作配合。要我当晚偷拍安柳!
 与安柳见面都是在半夜11～12点左右，地点总是在文华大厦旁边一间小咖啡馆。能否见到他也是碰运气，因为他没有电话、居无定所，也没有人能事先找到他约好见面。每次见安柳我都会为他买一杯热茶或咖啡加一个三明治，因为我知道他找到一份热餐不是件易事。即便如此我也清楚：自尊心很强的他也不会因此同意我拍他的照片。要完成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需要的是运气。
 话说那晚接了报社偷拍照片的任务，机会也从天而降。我知道这样天赐的机会稍纵即逝。说时迟那时快，我让我先生站在窗外佯装我为他拍照，因为尽管已是夜里11点多了，但唐人街这条商业街道还是来来往往的有不少路人。我对着咖啡馆拍照担心有人起疑心坏了我的事。我还知道机会只有一次。只见闪光灯一闪，里面的人开始往外看并站了起来，安柳也往外看。吓得我招呼一声我先生说：快跑，撤退!
 回到家将照片发到编辑部，值班总编辑还在等着。尽管只是个侧面照、闪光灯后的效果也不是太好，但这次的冒险采访活动在我的记者生涯中也不多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安柳毕业于重庆某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在国内是建筑工程师。换种活法的念头令他以技术移民身份来到加拿大，之后诸多因素使他流落街头，当时已有报道现不再赘述。为了帮助安柳安顿下来过上正常生活，华谘处小区服务工作人员跟着我不止一次半夜探访安柳，动员他接受政府帮助。
 安柳的事见报后我还接到许多不认识的热心读者的电话，有的老板说愿意提供工作给他，有的愿意资助他回国，不仅是机票还包括一些生活费用。就为了转达每一个好心人的帮助，我都不得不半夜跑Downtown与安柳沟通。作留学生移民咨询服务的关国荣看了报道后，当时就写了张4位数字的支票让我交给安柳，时任CPAC董事长曲涛也不含糊，愿提供包括现金和其它服务在内的帮助，华谘处也计划设立安柳专项账户,大家都希望他能从此过上正常生活。
 然而，安柳拒绝帮助。他的理由是：一旦接受了这系列帮助他将在加拿大留下“不好”的记录，对他今后发展会有影响。后来听说他最终还是得到好心人资助回国了。再后来就没有了他的音信。